—— 读《道一风同：一位美国医生在华30年》

张丰 今天 09:41

1906年，鲁迅在日本放弃了学医。去日本之前，他认为“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而现在，他则认为即使是西医也无用了，重要的是“改变他们的精神”。

就是在这一年，美国医生胡美（Edward H.Hume）在长沙创办了湖南省第一所西医医院雅礼医院。尽管在此之前，已经有不少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时，也会运用西医创造“奇迹”来感化信众，但是，在胡美身上，才真正体现出西医与中医的系统性冲突。

1906年的长沙，依然是中医的天下。找外国医生看病，在当地一度被认为是犯忌。一位女士看到医生的白大褂，大惊失色，以为医生是在为自己送终。来雅礼医院就医的，大多是试过各种中医药方无效的病人，或者是收入较低的民众。雅礼医院的挂号费是40文，而名中医看病，则要几元到几十元不等。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雅礼医院的影响力仍越来越大。官员和当地有势力的乡绅，都是把中医请回家看病。有一次，长沙的财政主管梁先生病倒了，派轿子来请胡美，当胡美抵达时，他发现长沙最好的中医王老先生也在。“我们劝说母亲将你们都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两种医学体系中获益。我们希望你们一起检查病人，说出你们的观点。”在长沙，这是第一次把最有名的中医和西医请到同一个病人家里，在中国历史上，这也是十分罕见的事件：中西医同台竞技，现代性十足。《道一风同》详细记录了这一历史性场面，在今天中西医争吵不休而西医似乎明显占优势的情况下，这最初的PK看起来是如此新鲜。

胡美鞠躬要求王先生先给病人检查。

王先生坐在病人床左边的椅子上，面对着他，凝视了很久，检查他的头部。脸部和脖子有肿块，脖子上有静脉震动。到此时为止，王先生没有将手放在病人身上。他俯下身，倾听各种可能的声音：不规则的呼吸，低沉的呻吟。

此后他开始问问题。病人病了多久？这是第一次发病还是反复发作？他受过湿还是受过凉？在病前有没有家庭矛盾？又问了几个问题，王先生走到床边。“他精确而严肃地移动着。仆人们把一堆书（约有三英尺高）放到他手边；他把病人的左手腕轻轻地放在书上，长时间仔细聆听脉搏的声音。接着，将右手腕放在书上，一样仔细聆听脉搏的声音。他仔细观察病人的口腔、舌头和眼睛。”

轮到胡美了。他按照西医的检查方式给昏迷的病人检查，感觉脉搏，检查瞳孔、舌头、反射，使用听诊器和温度计。他甚至把病人的袖子挽起，测量血压，高得可怕。接着，胡美在椅子上坐下，请王先生先出示诊断。

王先生的回答很长，讲述了有关昏迷的各种可能性。最后他说：“你看到我仔细检查了左手腕和右手腕各三个脉搏点位。我们从秦代王叔和的教义中学会有关脉搏的技艺，他教导说任何疾病的特性最终都能通过两个脉搏彻底地检查发现。外国医生，如果你亲自感觉一下左边脉搏，你会发现最左边的脉搏，最靠近肘关节的那个，几乎消失了；最靠近手指的脉搏，几乎感受不到。这些观察，连同长期经验和对伟大医学圣人教义的关注，让我确信病人得了严重的肾病，还有相当严重的心脏病。我请求你再检查一遍，说说你是否同意我的诊断。”

病人身体肿胀起来，胡美用手指深深压进组织里，留下重重的凹痕。胡美的诊断已经让他做出独立的诊断，但出于对老医生的尊重，他再次把了脉。雅礼医院刚开业不久时，一位官员来看病，胡美只为他一只手把了脉，这位官员勃然大怒：“只把一只脉，怎能做出完整的诊断？”此后，胡美很注意在形式上做到完美，不激起病人的反感。胡美把脉后，告诉老中医，倾向于同意他的结论，但是他补充说，他将保留自己的判断，直到精确的实验室工作完成。

最后的化验结果，肯定了王老先生的判断。

王老先生从来没有见过实验室里现代的实验，比如那些化学化验和显微镜。一起出去的时候，胡美邀请王老先生访问雅礼医院，参观病房和实验室，“我相信你会有兴趣看到显微镜下显示的肾病。”

王老先生答：“谢谢你友好的建议。我怕自己不能完全理解。我们有关疾病的概念与你们西方非常不同。”他还补充道：“希望学生们不要忘记扁鹊和张仲景，以及有关脉搏的权威王叔和的名字和教义。”

这次同台竞技，算是打了平手。西医的诊断结果和中医相同，病人几天后死亡，显示出不管西医还是中医都还有局限性。正如书名所示，胡美在《道一风同》中对中医并没有偏见，除了对那种靠占卜看病的江湖郎中略有调侃之外，对真正的名中医，胡美往往抱着学习的态度。胡美去为一个腹痛难忍的孕妇看病，诊断之后，他认为除了流产没有别的办法，孕妇的家人请来中医，开了中药，6个月后，孕妇产下一个胖小子。胡美一直对这位中医的药方感到好奇。

我更感兴趣的，是诊断结束后两人的对话。胡美强调的是实验，而王老先生强调的则是传统。两人都清楚，对方是和自己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拥有不同的概念。中医追随的是经验，而西医依靠的是实验。胡美来华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所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医学院，换一个词，就是“现代医学院”。

这条路的艰难超乎预料。胡美初到长沙，根本不敢开医院，没有人会在外国人开的医院中看病。他花了一年时间学习汉语，第一天，老师教他在百家姓中为自己找一个名字。这样，Hume就成了“胡美”。医院开张时，他已经会问病人“贵姓”“贵庚”。胡美建立现代医学体系的过程，同时也是融入中国文化的过程。第一个找他做外科手术的，是一位土匪。胡美帮他取出腿上的弹片，养好伤，他就可以躲过官府的排查了。没过多久，长沙出现针对外国人的骚乱，这个土匪是队伍中的一员，他阻止了同伙对医院发动的袭击。这是中国最传统的报恩故事，而不是西方文化主导的现代性叙事。

1914年，雅礼医院终于发展为集医院、医学院、护士学校为一体的湘雅医院，“董事会”中，不乏长沙本地的大佬，他们大都找胡美看过病，痊愈后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其中最关键的是湖南都督谭延闿，他的肺炎被治愈后，“完全被现代科学折服了”，他劝说绅士们同意湖南省与耶鲁大学使团合作，开办现代医学教育。胡美对长沙当地政治介入很深，以至于谭延闿躲避袁世凯的追杀时，先化装成一位杨先生躲到医院里，在夜里由胡美护送到江上的美国轮船上。

西医对中国现代进程的参与，首先是作为现代科学话语的一部分，它代表着“进步的”文化，是西方强大的一部分。但是，更重要的是，西医以不同的形式参与着中国的政治进程。1892年，孙中山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在革命之前，孙中山是一位医生。革命家不断流亡海外的经历，包括他们对孙中山的崇拜，都让他们很容易把西医作为先进文化的一部分而接受下来。袁世凯死后，长沙成为各路军阀争夺的重点，频繁更换着主政者，但是不管哪位军阀统治，他们都会和湘雅医院保持良好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中医是缺席的。尽管长沙的大佬也请名中医看病，但中医始终无法和权力建立真正的联系，他们的诊断和药方，往往更具神秘性，对保密的要求也很高，这一切都妨碍了他们参与公共空间。

1926年，蒋介石率北伐军进驻长沙，此时，他正遭受牙疼的折磨。湘雅医院的医生立即前往。“一位看上去很精神的青年人，穿着衬衫，领口开着，来到桌前。医生问道：‘先生，贵姓？’‘蒋’，他直率地回答。旁观者都笑话医生没有认出将军。”接下来是意味深长的一幕，医生直接为蒋介石检查了牙齿，而省略了面对中国病人必须做的把脉。医生很快为蒋拔了牙，而蒋也表示感谢。某种程度上说，这是西医的一个标志性胜利，外科手术，消炎，这一切都很自然地完成，再也不需要把脉这些模仿中医的伪装。

美国医生请求蒋介石成为湘雅医院的资助人。蒋介石说：“感谢你们西方人为帮助中国人所做的一切，但是我们不能再支持帝国主义了。”正好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他希望教育部选择一组医学院，进行国有化。他问道：如果被选中，董事会的成员会同意改名国立湘雅医院吗？“那就是方向，”美国医生回答。蒋介石很精明地区分了西医中科学的成分和意识形态的成分，对西医进行了一种新的政治化：西医不再是西方的、洋人的、充满阴谋的，而是中国的、现代的、日常的。

几年后，湘雅医院正式成为国立医疗结构，而胡美的使命也宣告完成。有趣的是，在如今的湘雅医院官网上，“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赞扬湘雅的医疗水平，并多次介绍亲友来院看病”，政治上的肯定，仍然是一个价值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