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8月10日，奥斯曼帝国大维齐(首相)达马特帕夏在巴黎郊外为历代法国君主和总统烧制御用瓷器的色佛尔皇家瓷器厂展览厅里，哆哆嗦嗦地在同协约国的最终和约上签字，这是他的国家的死刑判决……

因为两艘军舰而选错了边

在奥斯曼帝国的鼎盛时期，从倔强的巴尔干山民到好斗的柏柏尔人都臣服在它脚下，以“上帝在大地上的影子”自命的苏丹们以其压倒性的声势威慑着欧洲的每一个角落。但是，当工业革命后的欧洲科学技术正以破竹之势向前发展的时候，奥斯曼人却满足于使自己的农业、工业和运输业停留在中古时代他们祖先的水平上。甚至他们的军队也只是慢条斯理地、缺乏效率地跟在他们欧洲敌人先进技术的屁股后面跑。尽管如此，伊斯坦布尔蔓延数千米的奢华宫殿里的宴饮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这里的一切都酷似《圣经》中的毁灭之城所多玛。欧洲大国的君主们送给这个曾经的最大威胁一个恰如其分的绰号：病夫(sickmanofEurope)。

19世纪以来，“病夫”一直被觊觎其遗产的欧洲列强看作已奄奄一息，它们只等它死后下手。但帝国有一个无价之宝--它的地理位置，正好处在各条权力之路的会合处。正因为这个缘故，一百年来英国充当了它的传统保护人，英国宁愿让一个软弱无能的专制君主横踞在它通往印度的道路上，所以支持苏丹反对一切外来者，甚至赤膊上阵在克里米亚同俄国人打了一仗。

就这样经过一个世纪以后，英国终于开始感到厌倦，不想再和“声名狼藉、衰老垂危、不名一文的土耳其”束缚在一起了。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的格莱斯顿首相曾呼吁把恶劣得难以形容的土耳其人这个“人类中仅有的不合人道的大败类”逐出欧洲。1911年，伦敦拒绝了奥斯曼宫廷的结盟请求。于是，伊斯坦布尔转向依靠德国以对付俄国，取代了以往求助于伦敦。

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帝国不得不选边站的日子悄然迫近。他们既怕俄国，又恨英国，还不信任德国，弄得无所适从。这时，就在他们犹豫不决的时候，英国人“帮助”做出了决定。7月28日，海军大臣丘吉尔“征用”了英国船厂正在为奥斯曼帝国建造的两艘新式战列舰。这两艘军舰价值三千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这笔钱是土耳其民众捐款筹措起来的，安纳托利亚的农民人人都捐了几文。没收这两艘军舰的消息，虽然公众尚未得悉，却引起奥斯曼政府“精神上极度的痛苦”。

 可伦敦甚至不屑安抚土耳其人。外交大臣格雷还满有把握地认为，土耳其人会理解英国出于“自己在这场危机中的需要”而接收这两艘军舰的原委的，至于赔偿根本只字不提。在英国政府眼里，整个奥斯曼帝国还不如两艘额外的军舰来得重要！于是，在接受了德国一笔价值8000万马克的金币援助后，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五世终于在1914年11月正式向协约国宣战，奥斯曼帝国及其1900万臣民就此卷入了世界大战。

奥斯曼帝国沦为德国的附庸

奥斯曼帝国参战后，俄国通向地中海的出口被堵死，其出口谷物和进口武器的通道被掐断，进口降低98%，出口降低了95%。到1914年年底，英国人惊呼“用不了多久，我们拥有不竭兵源和粮食资源的盟友(俄国)，很可能在德国下一次打击下完全崩溃，或者被迫单独媾和”，意识到失策的丘吉尔在1915年2月推动发起了加里波利战役，目的是控制土耳其海峡，但这场持续10个月的冒险以失败告终，协约国军队付出伤亡25万人的代价却一无所得。此役过后，丘吉尔黯然下台。

但是加里波利战役的光荣胜利，无法挽回奥斯曼帝国军队在整个战争中的颓势。连德国都希望避免两线作战，而奥斯曼军队却在参战伊始就陷入了多线作战的泥沼。在美索不达米亚，英军早在1914年11月22日攻占了奥斯曼守备空虚的巴士拉。掌控帝国的青年土耳其党“三巨头”之一的陆军大臣恩维尔帕夏1914年末亲率九万大军进攻俄国，结果被打得落花流水，损兵七万有余，其中三万人是在高加索群山中被冻死的。

自负的恩维尔把失败归咎于国内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通敌”。为了报复，“三巨头”下令展开令人发指的大屠杀，受害者可能达到100万人--这是肆虐20世纪的“种族灭绝”暴行的滥觞--甚至在帝国军队服役的亚美尼亚人也先被解除武装，然后集体处决。1921年，大屠杀幸存者特利里·扬在柏林刺杀了“三巨头”之一的塔拉特(时任帝国大维齐)，当地法院在他供认不讳的情况下依然宣判其无罪，足见公理自在人心。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土耳其官方一口咬定没有“亚美尼亚大屠杀”、甚至在刑法里规定承认大屠杀是犯罪！直到2014年，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仍然只轻描淡写地表示这个“悲剧事件”是“我们共同的伤痛”。

 对平民的杀戮于战局无补。1915年2月，另一位“巨头”海军大臣杰马尔帕夏指挥军队从巴勒斯坦进攻埃及，临行前他扬言“回来时将从亚历山大经海道而返”，结果强渡苏伊士运河却以惨败而告终。第二年，英国军官劳伦斯(“阿拉伯的劳伦斯”)组织阿拉伯人掀起反抗土耳其的大起义，帝国阿拉伯属地的局势很快就糜烂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伴随着战场失利的是奥斯曼帝国在“同盟国”阵营内地位的日益沦落。1916年，德国驻土军事使团的高级军官已达200人，他们被分配至各军中任军长或参谋长，帝国总参谋部无权调动他们。另外德国统帅部甚至调派12万土耳其士兵去德奥战线充当炮灰。不唯军事，方方面面都受到德国人的干涉，甚至苏丹和伊斯兰教大法官的教谕也受到德国军官的检查，土耳其政府及军事部门，一律换用德军担任守卫。奥斯曼帝国已经沦为德国的附庸。

“这次，这个病夫真的死了”

到1917年，奥斯曼帝国已经民穷财尽，叙利亚发生的饥荒一下子就夺去6万人的生命，就连伊斯坦布尔这样的“首善之区”，市民也只能按配给证领到用玉米粉做成的面包，饿死的人每天数以十计。国内再也无力支撑战争，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形势实际上已经无可救药了。

1918年1月21日，协约国决定“对土耳其采取坚决进攻以歼灭土军和粉碎土耳其人的抵抗”，随后发动了全面进攻。奥斯曼帝国在马其顿、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的防线相继失守，军队完全失去了战斗力。部队的瓦解变成了普遍现象，士兵甚至军官都携带武器逃走，逃兵的人数超过了前线士兵的人数。连在前线苦苦支撑的穆斯塔法·凯末尔(被誉为帝国最优秀的将领)也意识到“现在除了和协约国讲和外，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了”。

讲和意味着投降。1918年10月30日，一度伟大的奥斯曼帝国，被战争拖得筋疲力尽，终于倒在地上认输了。这一天，把国家拖进大战的青年土耳其党三巨头仓皇出逃德国，土耳其代表与协约国签订了停战协定。帝国军队被勒令解散，所有军舰交给协约国，土耳其海峡将被协约国军队占领。协议签署后，英国前首相阿斯奎斯说道：“这次，这个病夫真的死了。”

 1919年2月8日，法军指挥官如同466年前的“拜占庭征服者”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一般，骑着白马，率军趾高气扬地进入伊斯坦布尔，开始了对该城的军事占领。城中的希腊族居民欣喜若狂，他们到处打出希腊国旗，并要求把圣索菲亚清真寺恢复为教堂。5月15日，希腊军队在当地希腊族裔居民的狂热欢迎下，进入了爱琴海东岸的奥斯曼帝国第三大城市士麦拿(今伊兹密尔)。希腊军队的目标是，实现以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为首都，横跨爱琴海两岸的新拜占庭帝国的“伟大理想(希腊语：Μεγ？ληΙδ？α)”。

不光希腊，除了中途发生革命退出战争的俄国和姗姗来迟的美国，协约国几乎每一个成员都渴望从死去的“病夫”那里获得自己的那份遗产。终于，经过一年多的讨价还价，在1920年8月10日制定的《色佛尔条约》中，奥斯曼帝国原有疆域几乎被瓜分殆尽了。

土耳其使列强吐出了口中的肥肉

在这个条约里，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属地分别成为英法的“委任统治地”(英国人背弃了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的诺言);英法为了自己的利益需求而在中东“制造出”许多新国家，从根本上改变了中东各民族的命运。特别是英国人根据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允许犹太人进入分给自己的巴勒斯坦，种下了今后数代人的祸根。帝国还要把除了首都伊斯坦布尔之外的全部欧洲领土和小亚细亚半岛西部的大片土地割让给希腊;而劫后余生的亚美尼亚人也可以建立自己的国家(最后这个短暂的亚美尼亚民主共和国被苏俄红军消灭)，另一个少数民族库尔德人也获得了自治的权力。就连剩下的小亚细亚领土也成了意大利和法国的势力范围。此外，土耳其的军队不得超过5万人，海军只保留6艘驱逐舰和7艘炮舰，禁止建立空军、炮兵和使用重型武器。对于每一条都堪称丧权辱国的《色佛尔条约》，苏丹穆罕默德无动于衷，因为“无论夺走他多少土地，他都不会反对，只要他还能当剩余土地的苏丹”！

可是，除了苏丹之外，“色佛尔条约使土耳其俯首受辱，没有一个有自尊心的土耳其人能够泰然处之。”在土耳其国内，签订《色佛尔条约》的这一天成为了国耻日。报纸加黑框，商店打烊，人们整日在清真寺里祈祷。只有誓言“没有武器就用牙齿和指甲去战斗”的凯末尔同他在1919年创建的“土耳其国民军”仍在安纳托利亚腹地继续不屈地战斗;在帝国的黯淡黄昏，土耳其民族的意识却开始苏醒。被“伟大理想”冲昏头脑的希腊政府在协约国支持下继续进军，深入小亚细亚腹地。直至1921年的萨卡里亚战役，凯末尔才遏制住了希腊咄咄逼人的进攻势头。经过长达一年的对峙，凯末尔决定发动最后的反攻。1922年8月25日，他下达了立即出击的紧急命令。命令简洁而富有煽动力：“士兵们，你们的目标就是爱琴海，前进！”短短四天之内，整个战役就结束了，军心涣散的希腊军队一触即溃，连总司令都做了俘虏。土耳其国民军伤亡1.3万人，而希腊军队的伤亡、被俘、失踪人数总计高达12万到13万人。9月9日土耳其国民军光复士麦拿，次日凯末尔以胜利者的姿态骑马进入了这座被希腊占领了三年的军事重镇，并通告整个土耳其：“军队在地中海岸边向全国人民致敬！”下一个月，土耳其人和平接收了被协约国占领的伊斯坦布尔，收复全部国土。

拯救了国家的凯末尔在1922年11月1日废黜了末代苏丹穆罕默德六世，后者随即流亡国外。从1299年起延续了600多年的奥斯曼帝国在这一天正式宣告灭亡，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感叹“今天的土耳其正在庆祝新生”。一年之后，新生的共和国在代替《色佛尔条约》的《洛桑条约》确定的版图上成立，土耳其使帝国主义列强吐出了口中的肥肉，这是200年来的第一次。土耳其实现了从封建帝国到近代民族国家的转型。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中，唯有土耳其能够在拒绝战胜国强加的和平之后，反而使自己的条件得到了接受，这是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