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步伟生于1889年，卒于1981年，跨过了近一个世纪，虽然她认为自己是一个地道的中国普通女人，但她的经历实在已经溢出了传统的氛围，不止因为跟随丈夫赵元任成为名场中的人物，而她本身的经历、见闻和思考，亦是女性身处社会转型期的直接呈现。1940年代，她在胡适鼓励下，写了自己的半生回忆录。

《一个女人的自传》，写的是杨步伟自己的半生为人，却又是放在大时代的种种变迁之下，倒像是某种程度上的近代史。作者本人是极有趣的女人，不少经历惊险好玩。但更耐读的却是这自传带出来的历史细节，让人在一个个体的经历之外，产生一些遐思，将女性问题作为透视社会的窗口。

（杨步伟与赵元任）

杨步伟这代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大半经历了近代中国女性生存状态的显著变化，从缺少最基本的人权，到争取男女平权，进而与男人一道，努力争取现代国民应该拥有的各项权利。可以说，晚清以来，女性解放是作为社会变革之先声，汇成了拍岸的涛声，在消融社会凝定秩序的同时，为建立现代观念打开了通道。

这第一波浪潮便是放足。杨步伟非常幸运，因为祖父杨仁山提倡废除缠足，而没有经受绝大多数女孩要经历的锥心之痛，也因此，遭到她的姑母、未来婆婆的非议：“不裹脚将来穿红裙子，一双扁鱼前挑后踢的，才难看呢。将来嫁到我们家，人家不知道你是个丫头还是一个少奶奶。”可以说，晚清各地的“放足会”，正是大时代思潮下最易入手的变革实践，此后掀天揭地的事业，是从脚开始的。

1895年4月，英国人Mrs.Archibald Little创办天足会，力劝中国女性放足。1897年6月，康有为、梁启超、汪康年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缠足总会，会址设在《时务报》馆里。总会章程规定：入会女子不得缠足，其所生男子也不得要缠足之女，如已缠足的在八岁以后者须放足。不缠足运动逐渐扩展到全国。戊戌变法之际，康有为首上《请禁妇女裹足折》。终于在1902年2月1日，光绪皇帝奉慈禧太后懿旨，发布上谕，被作为此后各地禁缠足的法律依据：“至汉人妇女率多缠足，由来已久，有伤造物之和。嗣后缙绅之家，务当婉切劝导，使之家喻户晓，以期渐除积习。”

解放身体之后，便是解放心灵。事实上，裹脚和缺乏教育，从19世纪末开始，便为中国的改良家、革命者和外国传教士所诟病，以此作为传统中国落后的象征。反对女子缠足、开战女子教育，被认为是中华民族走向强盛的一个先决条件。

杨步伟从七岁开蒙读书，起头也读三字经，还加上《女儿经》。有一次祖父和父亲谈英国的宪法和人权，她觉得非常有意思。但父亲告诉她，要有了学问，知道世界的大事才可以自己去做判断何谓权利，如何去实现。而在禁缠足的同时，女学兴起。也是在上海，出现了中国第一所女学堂。杨步伟则先后在南京旅宁学堂和上海中西女塾上过学，并计划去日本留学。在二十岁那年，她自己就做了安徽督军柏文蔚创办的实业女校的校长。

第三波浪潮便是婚姻自主。杨步伟未出生时，便由祖母作主许给姑母之子。若干年后，这位从小自在任性的三小姐，开始不满意被安排的人生，“我觉得这是我自己一身的事不与别人有一点相干，我总可以作主了吧，没有想到是中国几千年的一个极大的革命”。她给自己的表弟未婚夫写了一封信，要求解除婚约：“日后难得翁姑之意，反贻父母之羞。既有懊悔于将来，不如挽回于现在。”自然，也引发家庭的一场轩然大波，她的生父为此八年不与她说话。这可谓是杨步伟一生参与的最大革命。

【二】

杨步伟算是超级幸运儿，她的祖父和父亲（养父、也是叔父）皆为开明之辈，支持她平稳经历了20世纪女性解放的过程。然而并非人人如杨步伟那般好运。在20世纪初，放足、女学、平等，这些曾经使人如痴如醉的题目，今天的女性大概已经觉得太过隔膜，却不应忘记那些以鲜血和性命抗争的女性们。

1907年6月14日上海《申报》披露了一则消息《女士放足被逼毙命骇闻》，同日，《新闻报》、《时报》等媒体皆刊登了此报道，成为当年影响全国的大事件。约两月前，江苏沭阳一位女子因为放足和嗜好读书，被公婆逼杀。

按照最早披露此事的沭阳河务宋康复的函件，这位名叫胡仿兰的女子已婚，她十八岁嫁到徐家，生有一子二女。她喜欢翻阅新报刊和西洋物理、历史等各教科书。这已经招致公婆不满。胡仿兰自己两年前放足，而且声言不会给女儿缠足，也不让儿子将来娶缠足女，兼之胡仿兰经常劝亲戚姊妹放足，公婆决心将其置之死地。他们把她锁在房中，扔给她一瓶药令其自杀，而且四天不予饮食。她的一个老仆偷偷给胡家送信，仿兰的哥哥命人抬轿去接，亦被徐家拒绝。胡仿兰最终在4月24日服毒自尽。

胡仿兰写给哥哥的绝命书此后亦经媒体披露，为她自杀原因提供了直接证据，“翁姑因放足陵辱百端，谓妹做妖作怪，玷及祖宗，要将妹置之死地……谓妹将来若入洋学堂，从洋教，直被亲友骂死，留妹终成祸殃，竟欲将妹饿死，今忽逼妹饮药”。在绝命书中，她的耿耿忧思，读来令人泪下，“妹死不足惜，唯念创兴女塾之志未就，女儿又小，将来必致缠足。想到此处，伤心万分”，她又担忧“诸姊妹中，或闻此事，顿然心灰，宗旨大变”，因此“不觉泪如雨下”。

如果拿一双数千年文化的眼光，来观照这二十世纪的问题，这是旧家庭习见的悲剧。即便是杨步伟所处的那样开明大家庭里，当她进了洋学堂，钢琴弹得很好，她的姑妈却抱怨“我家将来娶个卖唱的媳妇了”。她给表弟写了退婚信，她的生父气得不得了，说要把她从上学的上海叫回来逼嫁，不嫁就处死她。

胡仿兰案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成为刑事案，连当年的两江总督端方也不得不公开表态。然而官方最后的处理却是轻而又轻，她的公婆被罚交出五顷田，变卖筹款，为她创建一个学堂，并以传统方式授胡仿兰匾额加以旌表。不过，民间的放足团体，巧妙借助官方力量极力造势,在江南地区掀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放足运动。7月8日苏州放足总会就在苏州为胡仿兰举办追悼会，尔后在10月2日，又在胡仿兰家乡沭阳举行追悼会，出席者达四五百人。

（清末民间组织“天足会”标志）

【三】

杨步伟和胡仿兰是那个时代或幸运或不幸的女性们的真实写照。即便在几十年后，在一个旧思想旧意识仍未消除的社会里，女性走追求个人自由希望参与社会生活，仍然要领受更多心酸才能达成愿望。

杨步伟的自传透露出的历史细节，恰好以足够的深刻性说明了女性问题的深层根源。她的家庭里，接受西潮冲击的祖父和父亲，是她坚定的支持者；反而是家族里的女性，却有意无意地充当了压制女性的“帮凶”。这是因为，女性问题一开始就是男性社会精英导向，它被谈论的方式、范围、风格、禁忌，也由社会精英男性所规范，而整个社会，尤其是女性并没有经过充分启蒙。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精英们的行为，与其认知可谓北辙南辕。康有为在《大同书》里，说过许多为女子争权利的话，“始于男女平等，终于众生平等，必至是而吾爱愿始毕”。但是，在生活中，他却是妻妾环列左右。在他身上，看不到男女平等的面向。

此外，女性解放问题始终是在国家现代化诉求的大命题下，被提出来考虑。1904年，《女子世界》发刊词说得斩钉截铁：“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无可疑也。”同在1907年罹难的秋瑾，对此有极精到的概括。在弹词 《精卫石》里，她写道：“扫尽胡氛安社稷，由来男女要平权。人权天赋原无别，男女还须一例担。……男和女同心协力方为美，四万万男女无分彼此焉，唤醒痴聋光睡国，和衷共济勿畏难。”也就是要求女性投身革命事业，在社会解放中获得解放。于是，前者遂每每被后者淹没。

一方面，女性地位确实变化巨大，得到国家法律承认。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名义下达《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文》：“通饬各省一体劝禁，其有故违禁令者，予其家属以相当之罚。”此后的历届民国政府，在制度层面上都禁止缠足，这是国家控制下的习俗转化过程。北伐后，国民政府更宣布新法令，男女在政治、经济和法律上一律平等。

另一方面，事实上的不平等长期存在。研究民俗学的郭立诚女士自称是一位“五四姑娘”，她以自身经历说明身为五四女性的艰难：“女人就业机会比男人少，就业范围小，也不能同工同酬，女人在某一方面有了些成就，经常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要用破碎的婚姻来换取一己的事业。”

或者便是用一己事业换取美满婚姻。1919年，在日本获得医学博士后，杨步伟回国，在亲友的帮助下，与留日同学合开了一家私人医院。但是不久她便结识了赵元任。在举行了一个颇为新式的婚礼之后（《晨报》次日就用特号大字刊出《新人物的新式结婚》，报道他们的婚礼），杨步伟放弃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开始了漫长的贤内助生涯，成为赵元任的妻子、医生、看护、女管家，管辖里里外外的杂事。

“在我看来，母亲的一生，整个的说来，是一个爱情故事。像她这样一个从小闹革命长大的，结果放弃了一切，跟着父亲，照顾他，帮他成全了他的事业，这年头像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他们的长女赵如兰这样评价母亲的一生，“我相信我的外公和太外公，假如他们也像我们似的看到我父亲的成就，实际上也是我母亲的成就，可能也会感到满意，而得到安慰了。”

不过，社会当然不如是看。1987年岳麓书社出版《一个女人的自传》，在出版前言如是说：“一般写自传的总是名人大家。赵元任先生当然可算是名人大家了，而他的夫人杨步伟女士似乎不能算是，用杨女士自己的话来说，她只是‘一个普通道地的中国女人’。”这令人想到几十年前女作家丁玲在那篇著名的《三八节有感》里如是说：“一个有了工作能力的女人，而还能牺牲自己的事业去作为一个贤妻良母的时候，未始不被人所歌颂，但在十多年之后，她必然也跳不出‘落后’的悲剧。”

某种程度上说，女性解放不过是过去一百年多男性精英改造中国的工具。那么，他们可以藉由国家权力给女性以平等地位，譬如规定女性在一些机构中数量达到一定的百分比，便也可以在需要的时候，与传统文化习俗合谋，呼吁女性放弃社会化角色，宣称贤妻良母是女性最好的唯一归宿；或者结婚是人间正道，没有嫁出去便是可怜的“类残次品”；又或者需要的时候女性可以是英雄母亲，不需要的时候就被拉去结扎。

事实上，早在胡仿兰自尽当年，便有人清楚地看到了这点：“女权之伸，当由女子抗争，不当出于男子之付与……名为解放，实则解放之权属于他人，不过为男子所利用，而终为其附属物而已。”（震述：《女子解放问题》《天义报》1907.9）如果留意一下，每年三月，传播机构总要做些应景文章，不外还在以男性谈论的方式来谈论。娜拉出走都一百多年了，还停留在辩白出走和回归、先进和落后这二元对立的话题上。

如何破解？一百多年前那位震述氏倒给出一个答案：“今日之女子，与其对男子争权，不若尽覆人治，迫男子尽去其特权，退与女平，使世界无受制之女，亦无受制之男。”这自然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想象。不过我尝与女性朋友言，从女人的命运中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文化阶段，许多根深蒂固的信仰与认定非国家意志可以轻易改变。在此过渡时代，女性们恐怕还要经历一番曲折世路。杨步伟们的复杂心路、胡仿兰们的悲剧抗争，离我们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