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伟：顾廷龙晚年的版本目录学思想述略
大师剪影
顾廷龙（1904—1998），字起潜，号匋誃，江苏苏州人，现代著名的古籍版本目录学家。顾先生的版本目录学思想，按其从事的图书馆事业和实践，大致可以分为燕京图书馆时期、合众图书馆和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时期、上海图书馆时期以及晚年时期。其中晚年时期的版本目录学思想经过前三个时期的实践，更趋成熟，也可据以研究顾先生一生学术思想发展的脉络。
一、 目录版本为入门之学
1、 书目为治学之津逮
早在合众图书馆时期，顾先生就有纂辑《目录学》之志向，尝谓“夙有纂辑《目录学》一书之志，拟分三编，曰《流略》，曰《图录》，曰《校雠》，断代为章，复各析以时地公私之作，俾有系统可寻，条理可睹”。[注]（《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序》，《顾廷龙文集》第159页）王绍曾先生谓：“1941年先生与潘景郑先生合辑《明代版本图录初编》问世，实为其《目录学》之一部，此书图文相辅，纲举目张，至今为研治明代版本学之准绳。先生晚年倡导编纂《古籍稿抄校本图录》，亦其旧志之延续。”[注]（《顾廷龙文集》王绍曾序第6页）在编印图录的过程中，顾先生对目录、版本和校勘三者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对三者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夫古今著述无量，而一书之传本至夥，遂不能簿录以总汇之，由简入详，自成专门之学。别流略以明其义例，审版本以定其善否，慎校勘以识其正误，娴夫三者之指归，于是覃研所好，由博返约，洞究其根极支裔，蔚成一家之言。若不习目录而率尔操觚，则前贤卓论未及闻见，徒贻井蛙之讥。言目录而不明版本，则孰善孰否，无所抉择，易致盲从之失；言版本而不加校勘，则怡神悦性，等诸玩物，无足论矣。” [注]（《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序》，《顾廷龙文集》第158页）
在历史文献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时期，顾先生曾进一步阐述了目录学对于治学的津涉作用：“治学而不习目录版本之业，犹访胜境而徘徊于门墙之外也。” [注] （《朱伯修手批四库简明目录跋》，《顾廷龙文集》第156页）顾先生又认为：“前人的劳动果实遗留那么多，怎样可以全面了解，有所稽考？这必须依靠从事目录学者辛勤访求，详加著录。历代《艺文志》就有这个作用。” [注]（《四部总录艺术编序》，《顾廷龙文集》第218页）
到了晚年时期，顾先生更是从学术史的角度丰富了其学术思想。1989年，他在为来新夏先生《古典目录学》一书作序时对来先生关于目录学当从学术角度着眼的观点十分赞同：“新夏先生谓‘中国封建社会的目录工作，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技术性的图书登录工作，而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着眼’。我很赞成先生的看法。章学诚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确实道出了古典目录学的主要功能。”[注]（《顾廷龙文集》第115页）一年之后，顾先生在为严佐之先生《近三百年古籍目录举要》作序中进一步阐述了“书目为治学之津逮”的观点：“书目为治学之津逮，否则擿植索途，事半功倍。年来研究目录者日众。凡治学者，必先熟悉目录，是为入门之径。至于研究编纂目录之体例，著录之方法，分类的详略，简目与书志之异同，是可谓之目录之学。”[注]（《顾廷龙文集》第118-119页）四年之后，顾先生在为王绍曾先生《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作序中开首即对当年金榜之言予以表扬：“清儒金榜尝谓‘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洵为心得之言。”[注] （《顾廷龙文集》第121页）顾先生晚年担任《续修四库全书》的主编，在编纂过程中，王绍曾先生之《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正好杀青，顾先生在为其所作序文中谓：“近年学界有《续修四库全书》之举，绍曾此书，正可取资，是则绍曾始料不及者。目录学之有功于学术文化，盖难以一二语尽之也。”[注] （《顾廷龙文集》第122页）
不仅如此，通过目录版本而熟悉馆藏亦是研究图书馆馆员进行读者服务的基础功夫。图书馆一般可分为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三大类，其中公共图书馆中又可分为主要为公众服务的普通型图书馆和为专业人员服务的研究型图书馆。顾先生认为，研究图书馆与综合性图书馆不同，“余主张上海已有科学技术之明复图书馆，近代史之鸿英图书馆，合众应以古籍为主之历史文献图书馆，此三馆均为研究图书馆，便利专业读者，培养专业管理人员，编印专业资料，广为流通，面向世界。综合性图书馆可以综合各科之图书，实不能得综合性之人才，局限甚大。”“余从事图书馆工作五十余年，深感研究图书馆与普通图书馆性质不同，管理亦不同，研究图书馆之管理人员不能不熟悉馆藏，凭一卡片难能尽达，亦非电脑所尽能反映。若熟悉馆藏，则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注]（《天一阁丛谈序》，《顾廷龙文集》第94-95页）
2、标注之业，永无止境
对于四库标注之业，顾先生曾对其发展历史进行了勾勒：“仁和邵懿辰位西，首以《简明目录》创为标注之业，一书数本，详加罗列，以资考稽。踵起者，以独山莫友芝吕亭、朱学勤修伯为最著。三人者，各注见闻，相互交流，展转传抄，多所增益，壹皆以邵氏为蓝本耳。”顾先生认为：“标注之业见闻所牖，永无止境，必赖来学之踵事增华，不能成于一手者也。” [注] （《朱修伯手批四库简明目录跋》，《顾廷龙文集》第156-157页）顾先生晚年曾编《王同愈集》，1995年9月，顾先生在该集序文中对标注之业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指出这是他从事目录版本之始：“当时朱学勤、邵懿辰、莫友芝皆好书，各以所见不同版本者详记于《简明目录》。三人又时相交流补充，是文人好书之乐事也。余亟购得藏书园所印《吕亭知见传本书本》，过录其上，以便校补。此是我从事目录版本之始，安知竟成我古籍整理终身之业。”[注]（顾廷龙：《王同愈集》序文第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8月）据此可见标注之业对顾先生步入古籍版本目录学生涯的巨大影响。
顾先生在一生中做到了随见、随记、随抄、随核。顾先生在去世前一年曾回忆其一生中对于《四库存目》书的标注：“‘七-七事变’以前我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司采访之职，当时大小书店都送样书到燕大，我也常到城里大小书店看书，所见《存目》书即注于《四库存目》当条之下，当时燕京购书费拮据，有收有未收，收者均在今北大。我到上海后亦曾从事于此，多年来搜集编录的积稿甚多，惜在‘文革’中悉遭丧失。” [注] （《辑印四库存目书的意义在保存文献》，《顾廷龙文集》第682页）王绍曾先生对于先生这种随手题记的学习工作方法十分推崇，他说：“先生文集，以序跋居多，生平虽以馆为家，诸务丛脞，但晨抄夕纂，无间寒暑，每有所睹，辄随手题记，一如向歆旧事，往往条其篇目，撮其指要，记其版本行款，或校其异同，别其是非，究版刻之时地而定其精粗，于抄、校、稿本尤为注意，盖所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注]（《顾廷龙文集》王绍曾序第19-20页）
3、目录版本是一门实学
顾先生认为，研究版本必须注重实验，他在合众图书馆时期与潘景郑先生合编之《明代版本图录》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顾先生在图录的序文中谈到：“自杨守敬创为《留真谱》，一书数刻，各橅其形，以便稽览，此言版本而注重于实验者也。若仅闻传本之众多，而不获目睹其真面，则诚有释氏所谓宝山空返之慨矣。故书景之业，尤为从事目录学者当务之急。” [注] 《顾廷龙文集》第158页）顾先生晚年倡导抄校稿本图录之影印，主编《续修四库全书》，正是这种注重实验之学思想的反映。
顾先生注重平直会通，反对空谈炫奇，他认为过去章钰校《鲒埼亭集》，陈垣校《册府元龟》，张元济校《百衲本二十四》等，都体现了真奇真情，所谓“言目录版本，是一门实学，非空谈者所得知”。[注] （《张元济访书手记辑录小引》，《顾廷龙文集》第151页）
顾先生始终认为，目录版本之学需要十分重视工作实践，他对王重民先生注重实学的主张十分推崇，他在为王重民先生的《中国目录学史论丛》所作的跋文中谈到：“君夙主‘从事目录学史研究，不可忽视书目工作实践’，其言最为深切。盖实践多，则体会深，研究目录学而不事深入实践者，是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古人所谓‘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君之学皆从实践中来，诚足以信今而传后也。” [注] （《顾廷龙文集》第113页）
4、私家目录编纂务求因书制宜
对于目录的编纂，顾先生在实践中总结了许多经验，其中私人藏书目编纂需因书制宜即其经验之一。顾先生晚年在《近三百年古籍目录举要序》中谈到：“余谓编辑私人藏书目录，务求因书制宜，将其治学之特点反映于目之中，使人阅之即可觇主人专攻何学，涉略何书。”[注]（《顾廷龙文集》第118页）私家书目编纂这种因书制宜的方法也表现在“名从主人”之例，这在麟庆（完颜氏，字伯余，号见亭，筑嫏嬛妙境为藏书别业）藏书目录自定原本中可见一斑，顾先生在为此书目作跋中讲道：“本馆近得麟氏藏书目录自定原本，展读之余，不能不叹其收藏之富，编录之善。亟宜为之表彰，以补藏书家之故实。……编录体例，首列御制，次列先人，又次列师长，又次列凡载有关主人著述者，末附家集总目，以名从主人之例，寓尊亲近疏之序，意至善也。从此可寻师友之渊源，可作自著之索引，可窥一门撰述之隆盛，允为私家藏书著录之创制也。” [注]（《顾廷龙文集》第124-126页）而顾先生这种私家书目编纂的识见，可以追溯至当年在燕京图书馆工作时所编之《章氏四当斋藏书目》：“昔编此目，从藏书特点分卷，主人之师友注其简历，使读者一目了然。” [注]（《章氏四当斋藏书目跋》，《顾廷龙文集》第138页）
5、详加校核，逐条排比
顾先生一生中均与书目打交道，不仅用书目、校书目、印书目，还编了许多书目。顾先生从事书目编纂十分注重书目的特点和新方法的尝试。如果说燕京图书馆时期的《章氏四当斋藏书目》在因书制宜方面形成了特色，那么，上海图书馆时期的《中国丛书综录》则在古籍复杂情况著录方面进行了新的尝试。这种新的尝试表现在对古籍不同版本的详加校核，逐条排比。顾先生指出：“由于版本的不同，产生了同书异种、同种异本和同种异形等问题，在分类上必须适当地予以处理。同一图书，又有足本、节本、选本的不同，往往造成内容上质的差异。这样则各视其性质而分别纳入两类。……有些图书，有注释、有校勘等经过整理的，如不加区别，就会导致差异，现作为同书异种，分入一类而相次平列。……如仅限于书名、卷数、作者题署等形式上的不同而并无内容差异，则作为同种异本，列为一种而统属多条，……我们对于这种同书异卷、同书异各的书的著录，以最早出现者为主，其它均统属于后，如仅卷数不同则缩后一格为别，如书名不同则改用异体字；尤便于读者之识别。”通过对于古籍版本、书名、卷次、内容等方面的考证校核，“使古籍复杂情况能在目录上简明地反映出来，这是一种新的尝试。” [注]（《中国丛书综录的编纂经过》，《顾廷龙文集》第650-651页）而这种尝试，体现了顾先生在编目工作中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读者为本的学术精神和研究方法。
6、一生中编纂的最费心力最有意义的书目
顾先生晚年回忆其学术生涯时谈到：“要说一生中编纂的书目哪一部最费心力、最有意义，则当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了。”顾先生认为：这部书目“将包含我国大陆现存浩如烟海的古籍的精华。这不仅是经过‘文革’后对全国古籍善本作一次摸清家底的整理，而且是进行大规模古籍整理最基本的前提。” [注]（《我和图书馆》，《顾廷龙文集》第596--597页）1995年，顾先生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纂工作总结》一文中对这一书目的学术价值进行了论述，概括起来，大致有三个方面的评价，一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开创了中国古籍全国性书目的先河”。二是“在编纂体例等诸多方面既继承了中国图书目录学、版本学的优良传统，又有所发展和创新。”如在善本收录范围方面，突破了前人只以宋、元本为善本书的框框；又如确定了以古籍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的“三性”为善本的考察标准，并具体细化为九条标准，“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可操作性”。三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体现了我国当代古籍目录学、版本学研究的水平。它在古籍整理和研究理论上的建树与影响也是非常重要和深远的。” [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纂工作总结》，《顾廷龙文集》第663-664页）
二、不言版本致盲从之失
1、版本不仅限于宋元古籍
在上海图书馆时期，顾先生认为版本学的研究范围包括古今中外的各种本子。顾先生在1961年12月所写的《版本学与图书馆》一文中指出：“我以为自有图书以来，从时期说，年代久远而获得长期的流传，是一书必有许多本子相嬗遞的；从空间说，传播广泛，无远弗届，国内一印再印，国外也有各种文字的翻译。因此，要了解那个本子好和那个本子差，这个本子从那个本子派生而来，其中问题很多，事实上需要加以成立一门科学。”以往一谈版本学多以宋元版本为研究范围，顾先生指出：“版本的含义实为一种书的不同的本子，古今中外的图书，普遍存在这种现象，并不仅仅限于宋、元古籍。”“不仅古籍有版本问题，新书、外文书同样也有版本问题。”在版本学界较早地提出了新书与外文书的版本问题，从而扩大了版本学研究的范围。 [注]（《顾廷龙文集》第454、458页）
顾先生很早就重视旧平装书和近代期刊的搜集与保护，并组织馆员先后编制了《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和《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前者根据上海图书馆馆藏收录了1902年至1949年出版的中文丛书5549种，包括各类子目30940种，后者根据全国51个收藏机构收录了1857年至1918年间出版的中国近代期刊495种，1.1万多期。充分体现了顾先生在文献搜集保存方面的远见卓识。
对于文献采访，顾先生十分重视当时尚不被重视的流行文献，1988年他在为《天一阁丛谈》作序中对如何突破传统的眼光来进行文献采访颇有感触：“及来沪上，每与朋好叙谈，辄及天一阁往事，对东明先生之广收当时通行之图籍，历年既久，咸成珍本，甚钦其远见卓识为不可及。余自主合众图书馆即效其法，搜求近时刊物甚勤，迄今视之，均似星云，可遇而不可求矣。往从章式之丈获悉海盐朱旭初先生收藏清代贡卷甚富，曾由张菊生丈亲函朱处作缘相让，暨从吴县潘氏岁可堂乞得一宗，遂成大观。窃谓试卷于每人之履历、直系亲属、近支统系，无不备载。尤可贵者，于师承传授渊源，为它处所罕详。自科举废后，均罹论斤覆瓿之厄，劫后所存，益觉难得可贵矣。盖贡卷履历，当以家谱之缩影视之。此亦取天一阁保存登科录之义也。”[注]（《顾廷龙文集》第94页）四年之后的1992年，顾先生在为《清代硃卷集成》作序中进一步谈到了硃卷的文献价值：“共履历比官刻的登科录、乡试录、会试录以及同年齿录等所载详细，不啻一部家谱的缩影。而作为应考者的档案，其所反映的世系资料在一定程度上较之家谱更为真实确切。……硃卷的文章，是研究八股文的第一手材料。通过这类实物，人们还能形象地了解当时的考试形式、方法与考生的科场面貌；又由于清代的教育与科举有著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从试文与考官的评语、荐语及批语中，不仅可辨别清代取士的评判标准，更能窥视清代教育状况之一斑。凡此种种，都说明硃卷是极待开掘的历史文献，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顾先生感叹道：“然而，具有这种对待历史文献眼光的人并不多，随着科举的废止，这方面资料被大量遗弃，保存者寥寥，……。”[注]（《顾廷龙文集》第107-108页）但在顾先生等的努力下，前后数十年间，在经历了合众图书馆、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以及上海图书馆等不同的历史时期后，馆藏中共收集了硃卷八千余种，不能不令人赞叹。
顾先生还把版本学与图书馆的采购工作与阅览工作紧密结合了起来，他认为：“版本学与图书馆的关系最为集中，最为密切，因此，图书馆工作者特别应该加强研究。采购工作者，必须熟悉版本。”“阅览工作者必须熟悉版本，根据不同读者的需要，提供不同的书刊。” [注]（《版本学与图书馆》，《顾廷龙文集》第460--461页）
2、明本之可贵诚不在宋元之下，清本或较明本为善
版本之可贵与否是一个历史动态的概念。清代版本学界较为注重宋元本，发展到今天在理念上就要与时俱进，对于明本较之宋元，清本较之明本等，顾先生在合众图书馆时期曾从四个方面阐述了版本新理念：“明本之于今日，其可贵诚不在宋、元之下，盖清初去北宋末叶，与今日之距洪武纪元，其历年相若，一也。经史百家之中，若郑注《周礼》《仪礼》、《纪年》、《周书》、《家语》、《孔丛》等书，无不以明覆宋本为最善，赖其一脉之延，二也。又以前明掌故之作，特盛往代，后世鲜有重刻之本，足以订补史乘之未备，而晚明著述辄遭禁毁，其中正多关系重要者，三也。橅刻旧本，惟妙惟肖，虎贲中郎，藉存真面，四也。[注]（《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序》，《顾廷龙文集》第158-159页）顾先生的这种版本学思想在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曾力排异议并付诸实践。当时对于善本书目的收录范围在编纂人员中曾有所讨论，顾先生认为：“讨论中有同志提出，书目只收宋、元本，……而我们过去讲善本，只注重宋、元本，受了很大局限。单是著录宋、元本的书目，过去已编了一些。我们现在除了宋、元本，还要着力发掘明本与清本。我主张明本一定要收，理由是我们现在之重视明本，正与明朝人重视前代宋、元本相同。” [注]（《十年苦干，抢救出善本书总目》，《顾廷龙文集》第666-667页）
3、注重稿抄校本
叶景葵先生生平即十分重视稿抄校本，故其藏书目也以稿抄校本为全目之最，顾先生曾论述了叶氏藏书的这一特点：“综君所集，稿本抄本为全书之最，古人心血赖以不湮，后人钻研有所取法。昔章君式之序君所印武进张氏《谐声谱》有云：当今藏书家竞收宋元旧椠，揆初则重老辈稿本及未刊行者。……盖章君知君特深，故能道其苦心所在。至于名家校本，或订补原著，或题识掌故，亦皆学海之珍闻，史料之上乘，所谓善本者此也，君之所以为重者亦在此。” [注]（《杭州叶氏卷盦藏书录跋》，《顾廷龙文集》第141页）叶先生的这种文献识见，对顾先生也有所影响，从合众图书馆始，顾先生即重稿抄校本和未刊孤本，与叶先生“重老辈稿本及未刊行者”是一脉相承的。叶先生对所获稿本注重整理保护，精勤疏治，无论是一签之脱还是一笺这碎，均手自检理，心细如发，付之装治，从而使之恢复旧观，触手如新。顾先生为之感叹道：“盖所谓整理者，初非排比册次卷序而已矣。”顾先生数十年的图书馆生涯，对于无数的稿抄校本，也都是如叶先生如此这般精心呵护的。
对于八旗藏书之家麟庆的嫏嬛妙境藏书目中注重稿抄本，顾先生在为此目所作跋文中认为这正是麟氏藏书的两大特色之一：“麟氏藏书之可贵者，其一自为宋、元椠本，其二则为稿本、抄本也。稿本、抄本，以治河之作为尤多，盖麟氏于河务独有精研，集思广益，故网罗甚富。如刘永锡之《河工蠡测》、熊煐之《淮扬下河水利集要》等皆未见有刊本者。” [注]（《顾廷龙文集》第126页）有些稿本在流传过程中已不知流落何所，而据手稿录出之本则“当以孤本视之”，这种思想突出地表现出顾先生对文献遗产保护的拳拳之心。[注]（《新詠楼诗跋》，《顾廷龙文集》第302页）
稿本中多有浮签，顾先生多所经验，他在《读史方舆纪要稿本序》中对于稿本的浮签与影印的关系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一般稿本，往往乞朋好斧削。斧削者夹浮签于内，再经作者删定，去其浮签，录于眉端。因此稿本中常见既有眉批，又有浮签。浮签与眉批未经审定，则并存。后来者更不敢妄加删定。《纪要》稿本亦有相同情况。影印时，不得已，对原天头上之批不动，照印；原有浮签，则移作眉批或移于卷末。” [注]（《顾廷龙文集》第83-84页）这样的古籍影印的方法，实为不可多得之经验之谈。
在上海图书馆时期，对于李一氓先生提出要整理出版《稿本丛刊》的提议，顾先生十分赞同，顾先生认为“首先是要摸清稿本的情况”，并提出了编选手稿书影的建议：“古人亲笔手稿，大都旁行斜上，添注涂改，古字草体，不一而足，可供赏鉴，不便阅读。为给后人一睹学者之手迹，似可先选编《清代名人手稿书影》，以资参考。” [注]（《关于整理出版稿本丛刊的管见》，《顾廷龙文集》第679页）在顾先生这种思想的指导下，2002年8月，《上海图书馆藏明代尺牍》（全八册）出版（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上海图书馆藏明清名家手稿》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而上海图书馆的稿本丛刊也出版在即，当年顾先生的理想正在逐步付诸实践。
顾先生晚年对于抄校稿本依然十分重视，在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讨论收录范围时他认为“乾隆以后的刻本就要选一些；至于抄、校、稿本则全收。” [注]（《十年苦干，抢编出善本书总目》，《顾廷龙文集》第667页）顾先生还专门写了《中国古代的抄校稿本》一文，对抄校稿本的发展历史、类别、特征和文献学术价值进行了分析阐述。顾先生认为影宋写本“可使我们看到宋本的原样，是无价之宝。”对于抄校稿本的鉴别，顾先生认为“难度是很大的”。如“鉴别名家手校本，首先得看笔迹，继而是印记、纸张与其他因素。没有字迹对比，即使是精于版本鉴定的前辈也容易失误，不用说初学了。”“鉴别版本已从行款时代进入书影时代，抄、校、稿本重在手迹，有人甚至认为判别各家习用的格子纸就能定为何家本子，未免太简单了，因为专用的抄稿纸也往往有借用、赠送之例，不要说仿造了。”有感于此，顾先生建议应该编著抄校稿本图录，影印出版，认为这是“当务之急”的事情。 [注]（《顾廷龙文集》第465-467页）
4、刻工是鉴定版本的重要依据
对于版本学研究中的刻工问题，顾先生也曾予以重视，在上海图书馆时期，他在研究唐宋蜀刻本的时候，曾提到刻工问题，顾先生认为：“蜀本版心下端一般都有刻工姓名。刻工中且多一族同姓之人，如单氏、任氏、文氏等。刻工是鉴定版本的重要依据。倘能将目前所能掌握的蜀本刻工姓名汇辑一下，今后推断是否蜀本及其刊行时期就方便可靠，科学得多了。” [注]（《唐宋蜀刻本简述》，《顾廷龙文集》第471页）
顾先生晚年据数十年版本学之经验，对一些版本鉴定中的实践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重刻工也重书人即其一例。顾先生认为：“自雕版之业之兴起，刻工皆记其姓名，往往在书口上，亦有在序跋后。明有记书手、镌工于缝心者，如明正德六年刻十行本《孝经正义》云‘书手陈景渊誊，刊字工江操’是也。……前哲不仅重刻工又重书人也。近有仅凭刻工之籍贯，以定其书之刻地，未敢遽信也。”此皆经验之谈。[注]（《古籍刻工名录序》，《顾廷龙文集》第160页）
5、版本需考镜源流
顾先生十分注重版本源流，他在整理古籍中，着力于将该书的版本源流弄清楚。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影印钱氏述古堂影宋抄本《集韵》时，顾先生便委托我进行了一些不同版本的校勘工作，顾先生在该书的影印本序中谓：“段氏据校之毛氏汲古阁影抄宋本入藏于今宁波之天一阁，钱氏述古堂影抄宋本今已归之上海图书馆。此两本皆出于北宋庆历原刻。田世卿于南宋淳熙重刻之本，亦尚有两帙，一为北京图书馆所藏，一为日本宫内省图书寮所藏。即此南宋覆本，已属人间环宝矣。……它日如能以淳熙本并邓印传，以供校勘，则更善矣。”[注]（《顾廷龙文集》第38页）则《集韵》一书之众版源流与收藏，于此一目了然矣。又如顾先生在《历代帝王宅京记跋》文中对该书的版本也作了考证：“按今所流传之本：一为嘉庆间裔孙锡祉及方氏碧琳琅馆所刻，一为朱氏槐庐所刻，皆题‘历代宅京记’；一为此本，与江宁邓氏群碧楼藏抄本，皆题‘历代帝王宅京记’。邓氏曾以校顾刻，颇有胜处。余以此本复校邓本均同，是善本也。”[注]（《顾廷龙文集》第90页）
对于清代段玉裁提出的“定底本之是非”之难的观点，顾先生补充道：“所谓‘底本’，又称‘必先定底本之是非’，是谓究极根源，求得其祖本，以明其是非。”可见，校勘的功夫是要通过考镜源流，在流传的各种本子中来确定众本源头的祖本，然后进行是非的判断。[注]（《版本学与图书馆》，《顾廷龙文集》第455页）
一、 目录版本为入门之学
1、 书目为治学之津逮
早在合众图书馆时期，顾先生就有纂辑《目录学》之志向，尝谓“夙有纂辑《目录学》一书之志，拟分三编，曰《流略》，曰《图录》，曰《校雠》，断代为章，复各析以时地公私之作，俾有系统可寻，条理可睹”。[注]（《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序》，《顾廷龙文集》第159页）王绍曾先生谓：“1941年先生与潘景郑先生合辑《明代版本图录初编》问世，实为其《目录学》之一部，此书图文相辅，纲举目张，至今为研治明代版本学之准绳。先生晚年倡导编纂《古籍稿抄校本图录》，亦其旧志之延续。”[注]（《顾廷龙文集》王绍曾序第6页）在编印图录的过程中，顾先生对目录、版本和校勘三者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对三者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夫古今著述无量，而一书之传本至夥，遂不能簿录以总汇之，由简入详，自成专门之学。别流略以明其义例，审版本以定其善否，慎校勘以识其正误，娴夫三者之指归，于是覃研所好，由博返约，洞究其根极支裔，蔚成一家之言。若不习目录而率尔操觚，则前贤卓论未及闻见，徒贻井蛙之讥。言目录而不明版本，则孰善孰否，无所抉择，易致盲从之失；言版本而不加校勘，则怡神悦性，等诸玩物，无足论矣。” [注]（《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序》，《顾廷龙文集》第158页）
在历史文献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时期，顾先生曾进一步阐述了目录学对于治学的津涉作用：“治学而不习目录版本之业，犹访胜境而徘徊于门墙之外也。” [注] （《朱伯修手批四库简明目录跋》，《顾廷龙文集》第156页）顾先生又认为：“前人的劳动果实遗留那么多，怎样可以全面了解，有所稽考？这必须依靠从事目录学者辛勤访求，详加著录。历代《艺文志》就有这个作用。” [注]（《四部总录艺术编序》，《顾廷龙文集》第218页）
到了晚年时期，顾先生更是从学术史的角度丰富了其学术思想。1989年，他在为来新夏先生《古典目录学》一书作序时对来先生关于目录学当从学术角度着眼的观点十分赞同：“新夏先生谓‘中国封建社会的目录工作，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技术性的图书登录工作，而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着眼’。我很赞成先生的看法。章学诚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确实道出了古典目录学的主要功能。”[注]（《顾廷龙文集》第115页）一年之后，顾先生在为严佐之先生《近三百年古籍目录举要》作序中进一步阐述了“书目为治学之津逮”的观点：“书目为治学之津逮，否则擿植索途，事半功倍。年来研究目录者日众。凡治学者，必先熟悉目录，是为入门之径。至于研究编纂目录之体例，著录之方法，分类的详略，简目与书志之异同，是可谓之目录之学。”[注]（《顾廷龙文集》第118-119页）四年之后，顾先生在为王绍曾先生《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作序中开首即对当年金榜之言予以表扬：“清儒金榜尝谓‘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洵为心得之言。”[注] （《顾廷龙文集》第121页）顾先生晚年担任《续修四库全书》的主编，在编纂过程中，王绍曾先生之《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正好杀青，顾先生在为其所作序文中谓：“近年学界有《续修四库全书》之举，绍曾此书，正可取资，是则绍曾始料不及者。目录学之有功于学术文化，盖难以一二语尽之也。”[注] （《顾廷龙文集》第122页）
不仅如此，通过目录版本而熟悉馆藏亦是研究图书馆馆员进行读者服务的基础功夫。图书馆一般可分为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三大类，其中公共图书馆中又可分为主要为公众服务的普通型图书馆和为专业人员服务的研究型图书馆。顾先生认为，研究图书馆与综合性图书馆不同，“余主张上海已有科学技术之明复图书馆，近代史之鸿英图书馆，合众应以古籍为主之历史文献图书馆，此三馆均为研究图书馆，便利专业读者，培养专业管理人员，编印专业资料，广为流通，面向世界。综合性图书馆可以综合各科之图书，实不能得综合性之人才，局限甚大。”“余从事图书馆工作五十余年，深感研究图书馆与普通图书馆性质不同，管理亦不同，研究图书馆之管理人员不能不熟悉馆藏，凭一卡片难能尽达，亦非电脑所尽能反映。若熟悉馆藏，则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注]（《天一阁丛谈序》，《顾廷龙文集》第94-95页）
2、标注之业，永无止境
对于四库标注之业，顾先生曾对其发展历史进行了勾勒：“仁和邵懿辰位西，首以《简明目录》创为标注之业，一书数本，详加罗列，以资考稽。踵起者，以独山莫友芝吕亭、朱学勤修伯为最著。三人者，各注见闻，相互交流，展转传抄，多所增益，壹皆以邵氏为蓝本耳。”顾先生认为：“标注之业见闻所牖，永无止境，必赖来学之踵事增华，不能成于一手者也。” [注] （《朱修伯手批四库简明目录跋》，《顾廷龙文集》第156-157页）顾先生晚年曾编《王同愈集》，1995年9月，顾先生在该集序文中对标注之业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指出这是他从事目录版本之始：“当时朱学勤、邵懿辰、莫友芝皆好书，各以所见不同版本者详记于《简明目录》。三人又时相交流补充，是文人好书之乐事也。余亟购得藏书园所印《吕亭知见传本书本》，过录其上，以便校补。此是我从事目录版本之始，安知竟成我古籍整理终身之业。”[注]（顾廷龙：《王同愈集》序文第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8月）据此可见标注之业对顾先生步入古籍版本目录学生涯的巨大影响。
顾先生在一生中做到了随见、随记、随抄、随核。顾先生在去世前一年曾回忆其一生中对于《四库存目》书的标注：“‘七-七事变’以前我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司采访之职，当时大小书店都送样书到燕大，我也常到城里大小书店看书，所见《存目》书即注于《四库存目》当条之下，当时燕京购书费拮据，有收有未收，收者均在今北大。我到上海后亦曾从事于此，多年来搜集编录的积稿甚多，惜在‘文革’中悉遭丧失。” [注] （《辑印四库存目书的意义在保存文献》，《顾廷龙文集》第682页）王绍曾先生对于先生这种随手题记的学习工作方法十分推崇，他说：“先生文集，以序跋居多，生平虽以馆为家，诸务丛脞，但晨抄夕纂，无间寒暑，每有所睹，辄随手题记，一如向歆旧事，往往条其篇目，撮其指要，记其版本行款，或校其异同，别其是非，究版刻之时地而定其精粗，于抄、校、稿本尤为注意，盖所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注]（《顾廷龙文集》王绍曾序第19-20页）
3、目录版本是一门实学
顾先生认为，研究版本必须注重实验，他在合众图书馆时期与潘景郑先生合编之《明代版本图录》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顾先生在图录的序文中谈到：“自杨守敬创为《留真谱》，一书数刻，各橅其形，以便稽览，此言版本而注重于实验者也。若仅闻传本之众多，而不获目睹其真面，则诚有释氏所谓宝山空返之慨矣。故书景之业，尤为从事目录学者当务之急。” [注] 《顾廷龙文集》第158页）顾先生晚年倡导抄校稿本图录之影印，主编《续修四库全书》，正是这种注重实验之学思想的反映。
顾先生注重平直会通，反对空谈炫奇，他认为过去章钰校《鲒埼亭集》，陈垣校《册府元龟》，张元济校《百衲本二十四》等，都体现了真奇真情，所谓“言目录版本，是一门实学，非空谈者所得知”。[注] （《张元济访书手记辑录小引》，《顾廷龙文集》第151页）
顾先生始终认为，目录版本之学需要十分重视工作实践，他对王重民先生注重实学的主张十分推崇，他在为王重民先生的《中国目录学史论丛》所作的跋文中谈到：“君夙主‘从事目录学史研究，不可忽视书目工作实践’，其言最为深切。盖实践多，则体会深，研究目录学而不事深入实践者，是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古人所谓‘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君之学皆从实践中来，诚足以信今而传后也。” [注] （《顾廷龙文集》第113页）
4、私家目录编纂务求因书制宜
对于目录的编纂，顾先生在实践中总结了许多经验，其中私人藏书目编纂需因书制宜即其经验之一。顾先生晚年在《近三百年古籍目录举要序》中谈到：“余谓编辑私人藏书目录，务求因书制宜，将其治学之特点反映于目之中，使人阅之即可觇主人专攻何学，涉略何书。”[注]（《顾廷龙文集》第118页）私家书目编纂这种因书制宜的方法也表现在“名从主人”之例，这在麟庆（完颜氏，字伯余，号见亭，筑嫏嬛妙境为藏书别业）藏书目录自定原本中可见一斑，顾先生在为此书目作跋中讲道：“本馆近得麟氏藏书目录自定原本，展读之余，不能不叹其收藏之富，编录之善。亟宜为之表彰，以补藏书家之故实。……编录体例，首列御制，次列先人，又次列师长，又次列凡载有关主人著述者，末附家集总目，以名从主人之例，寓尊亲近疏之序，意至善也。从此可寻师友之渊源，可作自著之索引，可窥一门撰述之隆盛，允为私家藏书著录之创制也。” [注]（《顾廷龙文集》第124-126页）而顾先生这种私家书目编纂的识见，可以追溯至当年在燕京图书馆工作时所编之《章氏四当斋藏书目》：“昔编此目，从藏书特点分卷，主人之师友注其简历，使读者一目了然。” [注]（《章氏四当斋藏书目跋》，《顾廷龙文集》第138页）
5、详加校核，逐条排比
顾先生一生中均与书目打交道，不仅用书目、校书目、印书目，还编了许多书目。顾先生从事书目编纂十分注重书目的特点和新方法的尝试。如果说燕京图书馆时期的《章氏四当斋藏书目》在因书制宜方面形成了特色，那么，上海图书馆时期的《中国丛书综录》则在古籍复杂情况著录方面进行了新的尝试。这种新的尝试表现在对古籍不同版本的详加校核，逐条排比。顾先生指出：“由于版本的不同，产生了同书异种、同种异本和同种异形等问题，在分类上必须适当地予以处理。同一图书，又有足本、节本、选本的不同，往往造成内容上质的差异。这样则各视其性质而分别纳入两类。……有些图书，有注释、有校勘等经过整理的，如不加区别，就会导致差异，现作为同书异种，分入一类而相次平列。……如仅限于书名、卷数、作者题署等形式上的不同而并无内容差异，则作为同种异本，列为一种而统属多条，……我们对于这种同书异卷、同书异各的书的著录，以最早出现者为主，其它均统属于后，如仅卷数不同则缩后一格为别，如书名不同则改用异体字；尤便于读者之识别。”通过对于古籍版本、书名、卷次、内容等方面的考证校核，“使古籍复杂情况能在目录上简明地反映出来，这是一种新的尝试。” [注]（《中国丛书综录的编纂经过》，《顾廷龙文集》第650-651页）而这种尝试，体现了顾先生在编目工作中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读者为本的学术精神和研究方法。
6、一生中编纂的最费心力最有意义的书目
顾先生晚年回忆其学术生涯时谈到：“要说一生中编纂的书目哪一部最费心力、最有意义，则当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了。”顾先生认为：这部书目“将包含我国大陆现存浩如烟海的古籍的精华。这不仅是经过‘文革’后对全国古籍善本作一次摸清家底的整理，而且是进行大规模古籍整理最基本的前提。” [注]（《我和图书馆》，《顾廷龙文集》第596--597页）1995年，顾先生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纂工作总结》一文中对这一书目的学术价值进行了论述，概括起来，大致有三个方面的评价，一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开创了中国古籍全国性书目的先河”。二是“在编纂体例等诸多方面既继承了中国图书目录学、版本学的优良传统，又有所发展和创新。”如在善本收录范围方面，突破了前人只以宋、元本为善本书的框框；又如确定了以古籍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的“三性”为善本的考察标准，并具体细化为九条标准，“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可操作性”。三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体现了我国当代古籍目录学、版本学研究的水平。它在古籍整理和研究理论上的建树与影响也是非常重要和深远的。” [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纂工作总结》，《顾廷龙文集》第663-664页）
二、不言版本致盲从之失
1、版本不仅限于宋元古籍
在上海图书馆时期，顾先生认为版本学的研究范围包括古今中外的各种本子。顾先生在1961年12月所写的《版本学与图书馆》一文中指出：“我以为自有图书以来，从时期说，年代久远而获得长期的流传，是一书必有许多本子相嬗遞的；从空间说，传播广泛，无远弗届，国内一印再印，国外也有各种文字的翻译。因此，要了解那个本子好和那个本子差，这个本子从那个本子派生而来，其中问题很多，事实上需要加以成立一门科学。”以往一谈版本学多以宋元版本为研究范围，顾先生指出：“版本的含义实为一种书的不同的本子，古今中外的图书，普遍存在这种现象，并不仅仅限于宋、元古籍。”“不仅古籍有版本问题，新书、外文书同样也有版本问题。”在版本学界较早地提出了新书与外文书的版本问题，从而扩大了版本学研究的范围。 [注]（《顾廷龙文集》第454、458页）
顾先生很早就重视旧平装书和近代期刊的搜集与保护，并组织馆员先后编制了《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和《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前者根据上海图书馆馆藏收录了1902年至1949年出版的中文丛书5549种，包括各类子目30940种，后者根据全国51个收藏机构收录了1857年至1918年间出版的中国近代期刊495种，1.1万多期。充分体现了顾先生在文献搜集保存方面的远见卓识。
对于文献采访，顾先生十分重视当时尚不被重视的流行文献，1988年他在为《天一阁丛谈》作序中对如何突破传统的眼光来进行文献采访颇有感触：“及来沪上，每与朋好叙谈，辄及天一阁往事，对东明先生之广收当时通行之图籍，历年既久，咸成珍本，甚钦其远见卓识为不可及。余自主合众图书馆即效其法，搜求近时刊物甚勤，迄今视之，均似星云，可遇而不可求矣。往从章式之丈获悉海盐朱旭初先生收藏清代贡卷甚富，曾由张菊生丈亲函朱处作缘相让，暨从吴县潘氏岁可堂乞得一宗，遂成大观。窃谓试卷于每人之履历、直系亲属、近支统系，无不备载。尤可贵者，于师承传授渊源，为它处所罕详。自科举废后，均罹论斤覆瓿之厄，劫后所存，益觉难得可贵矣。盖贡卷履历，当以家谱之缩影视之。此亦取天一阁保存登科录之义也。”[注]（《顾廷龙文集》第94页）四年之后的1992年，顾先生在为《清代硃卷集成》作序中进一步谈到了硃卷的文献价值：“共履历比官刻的登科录、乡试录、会试录以及同年齿录等所载详细，不啻一部家谱的缩影。而作为应考者的档案，其所反映的世系资料在一定程度上较之家谱更为真实确切。……硃卷的文章，是研究八股文的第一手材料。通过这类实物，人们还能形象地了解当时的考试形式、方法与考生的科场面貌；又由于清代的教育与科举有著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从试文与考官的评语、荐语及批语中，不仅可辨别清代取士的评判标准，更能窥视清代教育状况之一斑。凡此种种，都说明硃卷是极待开掘的历史文献，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顾先生感叹道：“然而，具有这种对待历史文献眼光的人并不多，随着科举的废止，这方面资料被大量遗弃，保存者寥寥，……。”[注]（《顾廷龙文集》第107-108页）但在顾先生等的努力下，前后数十年间，在经历了合众图书馆、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以及上海图书馆等不同的历史时期后，馆藏中共收集了硃卷八千余种，不能不令人赞叹。
顾先生还把版本学与图书馆的采购工作与阅览工作紧密结合了起来，他认为：“版本学与图书馆的关系最为集中，最为密切，因此，图书馆工作者特别应该加强研究。采购工作者，必须熟悉版本。”“阅览工作者必须熟悉版本，根据不同读者的需要，提供不同的书刊。” [注]（《版本学与图书馆》，《顾廷龙文集》第460--461页）
2、明本之可贵诚不在宋元之下，清本或较明本为善
版本之可贵与否是一个历史动态的概念。清代版本学界较为注重宋元本，发展到今天在理念上就要与时俱进，对于明本较之宋元，清本较之明本等，顾先生在合众图书馆时期曾从四个方面阐述了版本新理念：“明本之于今日，其可贵诚不在宋、元之下，盖清初去北宋末叶，与今日之距洪武纪元，其历年相若，一也。经史百家之中，若郑注《周礼》《仪礼》、《纪年》、《周书》、《家语》、《孔丛》等书，无不以明覆宋本为最善，赖其一脉之延，二也。又以前明掌故之作，特盛往代，后世鲜有重刻之本，足以订补史乘之未备，而晚明著述辄遭禁毁，其中正多关系重要者，三也。橅刻旧本，惟妙惟肖，虎贲中郎，藉存真面，四也。[注]（《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序》，《顾廷龙文集》第158-159页）顾先生的这种版本学思想在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曾力排异议并付诸实践。当时对于善本书目的收录范围在编纂人员中曾有所讨论，顾先生认为：“讨论中有同志提出，书目只收宋、元本，……而我们过去讲善本，只注重宋、元本，受了很大局限。单是著录宋、元本的书目，过去已编了一些。我们现在除了宋、元本，还要着力发掘明本与清本。我主张明本一定要收，理由是我们现在之重视明本，正与明朝人重视前代宋、元本相同。” [注]（《十年苦干，抢救出善本书总目》，《顾廷龙文集》第666-667页）
3、注重稿抄校本
叶景葵先生生平即十分重视稿抄校本，故其藏书目也以稿抄校本为全目之最，顾先生曾论述了叶氏藏书的这一特点：“综君所集，稿本抄本为全书之最，古人心血赖以不湮，后人钻研有所取法。昔章君式之序君所印武进张氏《谐声谱》有云：当今藏书家竞收宋元旧椠，揆初则重老辈稿本及未刊行者。……盖章君知君特深，故能道其苦心所在。至于名家校本，或订补原著，或题识掌故，亦皆学海之珍闻，史料之上乘，所谓善本者此也，君之所以为重者亦在此。” [注]（《杭州叶氏卷盦藏书录跋》，《顾廷龙文集》第141页）叶先生的这种文献识见，对顾先生也有所影响，从合众图书馆始，顾先生即重稿抄校本和未刊孤本，与叶先生“重老辈稿本及未刊行者”是一脉相承的。叶先生对所获稿本注重整理保护，精勤疏治，无论是一签之脱还是一笺这碎，均手自检理，心细如发，付之装治，从而使之恢复旧观，触手如新。顾先生为之感叹道：“盖所谓整理者，初非排比册次卷序而已矣。”顾先生数十年的图书馆生涯，对于无数的稿抄校本，也都是如叶先生如此这般精心呵护的。
对于八旗藏书之家麟庆的嫏嬛妙境藏书目中注重稿抄本，顾先生在为此目所作跋文中认为这正是麟氏藏书的两大特色之一：“麟氏藏书之可贵者，其一自为宋、元椠本，其二则为稿本、抄本也。稿本、抄本，以治河之作为尤多，盖麟氏于河务独有精研，集思广益，故网罗甚富。如刘永锡之《河工蠡测》、熊煐之《淮扬下河水利集要》等皆未见有刊本者。” [注]（《顾廷龙文集》第126页）有些稿本在流传过程中已不知流落何所，而据手稿录出之本则“当以孤本视之”，这种思想突出地表现出顾先生对文献遗产保护的拳拳之心。[注]（《新詠楼诗跋》，《顾廷龙文集》第302页）
稿本中多有浮签，顾先生多所经验，他在《读史方舆纪要稿本序》中对于稿本的浮签与影印的关系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一般稿本，往往乞朋好斧削。斧削者夹浮签于内，再经作者删定，去其浮签，录于眉端。因此稿本中常见既有眉批，又有浮签。浮签与眉批未经审定，则并存。后来者更不敢妄加删定。《纪要》稿本亦有相同情况。影印时，不得已，对原天头上之批不动，照印；原有浮签，则移作眉批或移于卷末。” [注]（《顾廷龙文集》第83-84页）这样的古籍影印的方法，实为不可多得之经验之谈。
在上海图书馆时期，对于李一氓先生提出要整理出版《稿本丛刊》的提议，顾先生十分赞同，顾先生认为“首先是要摸清稿本的情况”，并提出了编选手稿书影的建议：“古人亲笔手稿，大都旁行斜上，添注涂改，古字草体，不一而足，可供赏鉴，不便阅读。为给后人一睹学者之手迹，似可先选编《清代名人手稿书影》，以资参考。” [注]（《关于整理出版稿本丛刊的管见》，《顾廷龙文集》第679页）在顾先生这种思想的指导下，2002年8月，《上海图书馆藏明代尺牍》（全八册）出版（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上海图书馆藏明清名家手稿》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而上海图书馆的稿本丛刊也出版在即，当年顾先生的理想正在逐步付诸实践。
顾先生晚年对于抄校稿本依然十分重视，在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讨论收录范围时他认为“乾隆以后的刻本就要选一些；至于抄、校、稿本则全收。” [注]（《十年苦干，抢编出善本书总目》，《顾廷龙文集》第667页）顾先生还专门写了《中国古代的抄校稿本》一文，对抄校稿本的发展历史、类别、特征和文献学术价值进行了分析阐述。顾先生认为影宋写本“可使我们看到宋本的原样，是无价之宝。”对于抄校稿本的鉴别，顾先生认为“难度是很大的”。如“鉴别名家手校本，首先得看笔迹，继而是印记、纸张与其他因素。没有字迹对比，即使是精于版本鉴定的前辈也容易失误，不用说初学了。”“鉴别版本已从行款时代进入书影时代，抄、校、稿本重在手迹，有人甚至认为判别各家习用的格子纸就能定为何家本子，未免太简单了，因为专用的抄稿纸也往往有借用、赠送之例，不要说仿造了。”有感于此，顾先生建议应该编著抄校稿本图录，影印出版，认为这是“当务之急”的事情。 [注]（《顾廷龙文集》第465-467页）
4、刻工是鉴定版本的重要依据
对于版本学研究中的刻工问题，顾先生也曾予以重视，在上海图书馆时期，他在研究唐宋蜀刻本的时候，曾提到刻工问题，顾先生认为：“蜀本版心下端一般都有刻工姓名。刻工中且多一族同姓之人，如单氏、任氏、文氏等。刻工是鉴定版本的重要依据。倘能将目前所能掌握的蜀本刻工姓名汇辑一下，今后推断是否蜀本及其刊行时期就方便可靠，科学得多了。” [注]（《唐宋蜀刻本简述》，《顾廷龙文集》第471页）
顾先生晚年据数十年版本学之经验，对一些版本鉴定中的实践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重刻工也重书人即其一例。顾先生认为：“自雕版之业之兴起，刻工皆记其姓名，往往在书口上，亦有在序跋后。明有记书手、镌工于缝心者，如明正德六年刻十行本《孝经正义》云‘书手陈景渊誊，刊字工江操’是也。……前哲不仅重刻工又重书人也。近有仅凭刻工之籍贯，以定其书之刻地，未敢遽信也。”此皆经验之谈。[注]（《古籍刻工名录序》，《顾廷龙文集》第160页）
5、版本需考镜源流
顾先生十分注重版本源流，他在整理古籍中，着力于将该书的版本源流弄清楚。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影印钱氏述古堂影宋抄本《集韵》时，顾先生便委托我进行了一些不同版本的校勘工作，顾先生在该书的影印本序中谓：“段氏据校之毛氏汲古阁影抄宋本入藏于今宁波之天一阁，钱氏述古堂影抄宋本今已归之上海图书馆。此两本皆出于北宋庆历原刻。田世卿于南宋淳熙重刻之本，亦尚有两帙，一为北京图书馆所藏，一为日本宫内省图书寮所藏。即此南宋覆本，已属人间环宝矣。……它日如能以淳熙本并邓印传，以供校勘，则更善矣。”[注]（《顾廷龙文集》第38页）则《集韵》一书之众版源流与收藏，于此一目了然矣。又如顾先生在《历代帝王宅京记跋》文中对该书的版本也作了考证：“按今所流传之本：一为嘉庆间裔孙锡祉及方氏碧琳琅馆所刻，一为朱氏槐庐所刻，皆题‘历代宅京记’；一为此本，与江宁邓氏群碧楼藏抄本，皆题‘历代帝王宅京记’。邓氏曾以校顾刻，颇有胜处。余以此本复校邓本均同，是善本也。”[注]（《顾廷龙文集》第90页）
对于清代段玉裁提出的“定底本之是非”之难的观点，顾先生补充道：“所谓‘底本’，又称‘必先定底本之是非’，是谓究极根源，求得其祖本，以明其是非。”可见，校勘的功夫是要通过考镜源流，在流传的各种本子中来确定众本源头的祖本，然后进行是非的判断。[注]（《版本学与图书馆》，《顾廷龙文集》第4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