埜秋

   中国当代有四大儒者，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活的精神：一是熊十力先生，一是马浮先生，一是梁漱溟先生，一是张君劢先生。熊先生规模宏大；马先生义理精纯；梁先生践履笃实；张先生则颇为其党所累，然他将儒家之政治思想落实于近代宪法政治之上，其功为不可没。后起者则有唐君毅、牟宗三两先生，唐先生是属于仁者型的，牟先生则是属于智者型的。这是我年来对我国学术人物的粗浅看法。

　　马先生因为自青少年时即闇然自修，不求闻达，所以很少为一般人知道。我只于三十七年春在杭州仓卒见到一面，现在手头保有他的著作计为《尔雅台答问》及《续编》、《复性书院讲录》、《蠲戏斋诗前集》、《编年集》及《避寇集》，此外便是由他所选刻的十余种儒林典要。广文书局已将熊先生一部分著作印出，现更决定先将马先生的《答问》及《讲录》影印，这是对文化学术的一大贡献。

　　以书札论文论学，是中国学人的传统；然若非所积者至深至厚，触机便得，则多为门面肤浅之谈。以书札论文者，殆无过于韩昌黎、姚惜抱；以书札论学者，殆无过于朱元晦、陆象山。今日尚保持此种传统，而文字之美、内容之纯，可上比朱元晦、陆象山诸大儒而毫无愧色者，仅有熊先生的《十力语要》及马先生的《尔雅台答问》。盖《语要》《答问》虽非系统的著作，但熊马两先生皆本其圆融的思想系统，针对问者作具体而深切的指点提撕，其中无一句门面话、夹杂话及敷衍应酬话，可以说真是“月印万川”的人格与思想的表现，对读者最为亲切而富有启发的意味。至于马先生的《讲录》，则系镕铸六经、炉锤百代、以直显孔孟真精神的大著。

　　凡是看到马先生所写的字、所作的诗的人，只要稍有这一方面的修养，便不难承认它是当代第一流乃至是第一人的手笔。对马先生的《答问》，也容易感受到他的文字之美。独对于他的《复性书院讲录》，恐怕读者容易发生扞隔，觉得马先生对古典文义的解释与一般言训诂者不类。这是我在这里想特别提出来谈一谈的问题。

　　大家首先应了解马先生是一个博极群书、精通训诂校勘之学的人，并且他对西方哲学也有基本的了解，所以从来不为傅会之谈。今台湾大学名教授戴君仁先生曾亲炙于马先生之门，尝谓：“中国历史上大学者，阳明之后，当推马先生……谓之现代之朱子可也。”按马先生宏博似朱子，而朱子用心危苦，马先生则意境圆融；至其学问归宿，则近阳明而不近朱子。在《讲录》卷一中，他专列有“读书法”一项，这是《朱子读书法》以后很精密的治学方法。读者应以马先生所说的读书法来读马先生的书，更用不上由我来画蛇添足。但我想特别提醒的是：读书是为了探求义理，而中国古典中的义理常是凭人凭事触机而发，人与事所逗出的机，常限于某一时或某一方隅的特殊情况之内，在某种特殊情况下所显的义理，亦常为义理的“殊相”，而非义理之全。义理在特殊情况下所显出的殊相，对义理的本身而言也可以说见一种制约，这种制约也可以挟带着历史的夹杂，因而使人不易见义理之纯。纯与全，本是不可分的。例如，《论语》孔子答司马牛问仁是说：“仁者其言也讱。”连司马牛也不能不怀疑地再问：“其言也讱，斯谓之仁矣乎？”于是孔子便再深一层地说出：“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但这依然是仁对司马牛所显的殊相，而非仁德之全之纯。必须层层地探下去，探到“天下归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的境地，而仁的“全”与“纯”始显。马先生的立论，便常是从殊相以直探全相，汰夹杂以直显纯真，所以他对古典的解释，常是直举其究极之义。此其一。

　　又如某一观念，它所含的“完成的”意义，常须在历史演进中始能一步一步地展开；我写《人性论史》，便是把这种展开的历史清理出一个比较清楚的线索。但马先生却把这种展开的历史线索略过了，一针到底地把完成之义显了出来。例如《洪范》中所谓之帝、天本来是宗教上的意义，由周初所开始的宗教转化，到孔孟而始完成，到程明道、陆象山、王阳明而更为显透；虽有时仍承用帝、天之名，但帝、天皆由自己的心、性所上透的德性而显；如实言之，帝、天实即扩充到极其量的心、性，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大方向及最后的到达点。马先生其《讲录》的《洪范约义》中，便把此种历史发展之迹完全略过，而简捷地说“帝、天皆一性之名”。这站在历史的观点说，便会觉得有些问题。此其二。

　　我们若了解到上述的情形，便应当了解到，马先生在《答问》及《讲录》中所说的都是扣紧中国文化精神纯真的本质及全相以立论，把中国文化精神从历史的夹杂与拘限中超脱出来，因而使读者能与其本来应有的面目照面，所以他所说的每字每句，皆有其真切不移的意义。读者若能虚心体玩、深资自得，再由此而读古人典籍，便有明镜在心、左右逢源之乐；此时更可将许多捕风捉影饾饤悍蔽之言一举扫尽，岂非天下一大快事！

　　归根到底的说，中国传统的学问，乃是一种“心学”，此不仅对陆王之学而言。黄梨洲在《明儒学案·序》中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无本体”云者，乃说明心是一种无限的存在，因而中国的学问也是无限的学问。各人的工夫所至有不同，工夫之所从入亦有不同，故所得亦因之而异。但只要真是由一己工夫之所至以言中国的学问，虽所言者未必尽同，而其为真实则一。因此，马先生与我前面所举的几位先生的著作，可由其同者以证中国文化的会通，由其异者以证中国文化的美富；读书非至深造自得，对此即不应轻生差等之念。而我把自己这种伧俗庸俚之言写附在马先生深纯雅厚的文章的前面，真如佛头著粪，我自己会感到非常惭愧的。

　　癸卯九月二十日后学徐复观谨志于东海大学之寓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