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风范-----世间再无陈寅恪
学而时习
陈寅恪先生,完全没有俗世的声名,不像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等人成为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论语大半能背诵,且每字必求正解,却不作经学三代两汉的学问。
《吴宓文集》说:“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傅斯年对陈哲三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先生,江西九江市修水县客家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在出国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他是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胡适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陈寅恪先生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昌宫词》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陈寅恪先生,江西九江市修水县客家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在出国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他是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胡适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陈寅恪先生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昌宫词》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陈寅恪治学主旨“在史中求识”。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他的作品有:《柳如是别传》(全三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寒柳堂集》《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读书札记一集》《读书札记二集》《读书札记三集》《讲义及杂稿》《书信集》《诗集》《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万绳楠整理,黄山书社,1987年(后贵州人民出版社于2008年重新出版)。《唐代政治史略稿》(手写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初版(2009年重新影印)。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早就双目失明、一条腿伤残,行走不便的陈寅恪从肉体到心灵,饱受摧残,伴随“文革”的愈演愈烈,陈寅恪由原来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水涨船高地被扣上“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之类的高帽子当接连得知许多好友、同仁惨遭不幸的消息后,陈寅恪痛心疾首,心力交瘁。1967年夏天,夫人唐筼被折磨得心脏病发作,生命垂危,陈寅恪担心妻子先他而去,预先写下一副挽联: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早就双目失明、一条腿伤残,行走不便的陈寅恪从肉体到心灵,饱受摧残,伴随“文革”的愈演愈烈,陈寅恪由原来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水涨船高地被扣上“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之类的高帽子当接连得知许多好友、同仁惨遭不幸的消息后,陈寅恪痛心疾首,心力交瘁。1967年夏天,夫人唐筼被折磨得心脏病发作,生命垂危,陈寅恪担心妻子先他而去,预先写下一副挽联: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春节后,生命垂危的陈寅恪一家被勒令迁至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他病体衰弱得只能每天进一点儿“流食”,偶有亲友偷来看望,唯见其眼角滴泪而不能语;5月5日下午,病势沉重的陈寅恪再次被迫作口头交代,“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呻吟哀鸣,以至泣血而不能言,延至10月7日晨5时多,终衔冤负屈而去。一代学贯中西、融汇中外的史学大师、国学大师,20世纪世所罕见的一颗灿烂的文化巨星,就这样在漫长的血雨腥风中陨落!泰山其颓,梁木其坏,哲人其萎。被誉为“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就此撒手人寰。
此前的1964年,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云:“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前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又说:“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纯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此篇泣血滴泪之序文,是陈寅恪先生生命中的一曲悲歌,是一个文化殉道者的独白,同时也是一位虽九死而不悔的学术老人留给这个世界的一个隐语。陈寅恪与夫人唐筼相继逝世后,二人的骨灰先是寄存火葬场,后寄存银河公墓,因“文革”问题一直未能真正平反,各地政府不愿接受寅恪先生的遗骨。直到2003年才与夫人合葬于江西庐山植物园,是为陈寅恪墓,墓碑旁一大石上镌刻陈先生终生恪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大师在去世34年后终于入土为安。
1978年,中华书局召集了十数位专家学者,在借鉴与参考了向达等人已有的成果基础上,对《大唐西域记》作了整理。五年后,终于出版了一部六十三万字的《大唐西域记校注》。对该书进行定稿审阅的,是陈寅恪在东方语言领域里一个非常出色的学生季羡林。历史又一次再现了陈寅恪的身影。莫非这就是世人常说的“不熄的精魂”?--不熄的文化精魂!
文章评论
牧北
惟以泪祭,惟以国殇!
燕无双
世间再无陈寅恪,徒留吾辈嗟哀哉!
雪城语
[ft=,4,][/ft]‘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前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看完很难过!
蓬莱之稿
纵观近代两百年历史,陈寅恪,钱钟书,润迅,胡适,冯友兰等人是中国古典文化精粹的少数几个继承人之一,民国以后,中国文化界已无人可称之为大家或宗师了。
蓬莱之稿
鲁迅亦因为某种原因(想以白话文运动拯救中国国民),还曾刻意排斥过中国古典文化——然其内心沉痛者,可见一斑。
从军行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读到此处,怎不令人落泪!!
宵中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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