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风火火

清早儿，在庄园老爷楼前的一处地窖前就站满了人，讲解员在讲庄园地主如何在此“水牢”对缴不上租子的佃农施刑。这里说的是文革前的某一天的事情。此地为“水牢”，我在那个时代对此深信不疑，所有的“革命群众”也都义愤填膺的到这儿来接受阶级教育。我的一位忘年朋友离休后被聘来庄园（已被辟为文物管理所）做资料整理工作，他说过：1983年上半年，时任的县委书记陪同外地客人来庄园参观，他做讲解。在来到这个地窖前，他第一次给领导们讲，这儿是一个冬藏花卉、蔬菜、夏藏鲜肉鲜鱼的地窖。县委书记当场就斥责：“要翻案吗？”。事隔几天，还是这位县委书记陪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来参观，仍是这位朋友做讲解，他仍坚持讲这是地窖而不是“水牢”，省委宣传部长听后说：“有道理，即便是水牢，也不会建在老爷楼脚底下。”其实，不是有道理的问题，而是这位朋友的实际调查的结果。这位朋友曾深入到庄园的154个佃户村，采访在世的老佃农、长工、老妈子、丫鬟、帐房先生、瓦工、木工、庄头和牟氏在世的后裔等而得出的结论。

1946年解放区就开始的土改复查运动，席卷整个胶东。不少地方的农会把大大小小的被当时的政治称为地主的人滑梁、吊打、活埋，有的几个月的婴儿也没放过。可说惨不忍睹。那一拨人死伤无数。之后，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回来了的国民党军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农会的人又遭到了残杀，其残忍手段不亚于农会。在我们这儿被叫做“翻地瓜蔓”。国民党军队退走后，农会的人又进行了一次报复，对立面之间真是仇恨的无以复加了。可这一政治运动，在牟氏庄园却没有一点儿风波，庄园家族40几口人，不管是外逃他乡，还是居留本村，或是外嫁的姑娘，无一人受冲击。即使后来被批斗，也没有动武，只是和风细雨的把他家的财产分给了佃农。当是国共双方的人员进村的第一句话都是“死人了没有？”回答都是“没有！”当我的那位朋友经过大量的深入细致的调查，把这个问题摆在人们面前的时候，我看了后感慨的说不出一句话来。

牟氏庄园始兴人是十三世牟綧，他从父亲那里分到土地60亩，经营过程中，他又开始经商，所获收入又买得土地至1000多亩。发迹人是十四世牟墨林，他继承了父亲的遗产，买下了祖宅古楼及周围的宅基地，迁回了庄园。由于他“善务农”“善用其财”，在短时间里，暴发成拥有土地4万余亩的的大财主。自牟綧至1947年土改、将牟墨林曾孙迁出牟氏庄园为止，前后五代人历时一个半世纪而不衰。就因为他们家是富有的财主，在那个极“左”的年代里，富有就等于罪恶，所以，就罗列了很多罪名，其中一条就是佃户“交了地租后根本不够吃。”我那位朋友为了弄清真相，走访了在世的老佃农，查阅了大量的倩地册，弄清楚了地租的情况：当年牟墨林时，地租是收入的三成；到了牟墨林的儿子时，涨到4成；及至孙子时，又涨到了5 成。这是因为日伪时期各种捐、税猛增，日伪政权一份，国民党政府一份，共产党政权一份，他们承受不了了，只得摊在地租上了。我有点糊涂了，我不知道佃户们无偿的住着庄园的房子，种着庄园的土地而交3成的地租是高还是低？

在老爷楼前左侧有一座类似于我们所说的西厢房的二层楼房，在阶级教育时期，把它说成了是“逍遥楼”，即是庄园主享有佃农娶妻的“初夜权”。在高压政治时期，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吱声。当风头一过，佃户们首先愤怒了，他们讲：“纯是胡说八道，这都是那些人凭空胡思乱想的，妄加的辱祖言论。”我的朋友深入了解了当年在这处小厢楼读过私塾的学生和教过私塾的老先生，证实了是书房。

从牟墨林开始一直到六个孙子的百年间，牟家每天早晨都“放饭”（即是赈济穷人），做的是玉米面饼子，一块在一斤多。谁都可以来领，并且可以反复领。不管灾年还是丰年，从无一天间断。这样的放饭，其支出占庄园每年收入的30%。

说的这么多，无意褒贬，只是还原一个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