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条山战役

个人日记

       地处晋南的中条山背靠黄河，南屏潼关、洛阳，北控晋南，东控豫北，与晋东的太行山、泰岳山、晋西的吕梁山互为犄角。1938年起，国民党军队重兵驻扎在这里，配合地方武装建立了中条山抗日根据地。
       中条山根据地是国军坚持华北抗战的前哨阵地，该处连接中共领导的华北敌后战场和国民党正面战场，是华北抗日根据地通往大后方的交通要道。该根据地在华北一度牵制着四个师团的日军，被日军视为“扰乱华北，尤其是山西的主要根源”，其战略地位之重要不言而喻。
       直到1940年，国民党军队在中条山的防守都坚如磐石。日军第20师团、第37师团等部，曾组织优势兵力11次大规模扫荡，均被中条山根据地军民化解。驻扎在此的第四集团军司令孙蔚如将军曾言：“敌先后进犯者共十一次，皆予敌沉重打击。此数年为敌焰方张之时，敌不敢西越雷池一步，陕西得保安全者，本军实有力焉。”
       第四集团军因此也被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立煌称为“中条山的铁柱子”。而日军则视中条山为牵制其军事行动的“盲肠炎”。
 
孙蔚如将军
       到1941年，中条山根据地已经13次击退日军的进犯。国内舆论对中条山根据地褒奖有加：“敌人为欲实现其侵吞中原的阴谋，就不得不彻底的计划着肃清山西我军的威力，可是由于我军的艰苦作战，在中条山一带埋伏的灵巧的队伍不断袭击，时时化零为整，化整为零，或前或后的游击，并截夺敌军的军火粮食，使敌人疲于奔命，所以就引起了敌人几次大举扫荡我们的计划，但是结果只是伤兵损将自速灭亡，这也证实了一个先天不足的国家，要想征服一个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家，只是一种悲哀的梦幻而已。”
       正因如此，卫立煌将中条山称为中国的马奇诺防线。卫立煌曾对第34师师长公秉藩说：“中条山是抗日战争中的‘马奇诺’，防御工事坚强，守军士气旺盛，这是我使用背水战的成功，别人都不敢使用这个战术，只有我使用它成了大功。”
       事实上，“马奇诺”这一词语，在1940年法国被德国击破之后已成笑柄。
       1941年5月，日军以10万兵力，在不到两周时间内，打败防守中条山的近20万国军，打死或俘虏国军近十万人。国军精心布防三年的中条山“马奇诺防线”，在一周内被日军攻破。伴随着中条山沦陷，这一带无数百姓就此踏上流亡路。中条山战役成为抗战之耻。
       注∶马奇诺防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位于法国东方所设的防御工事，由钢筋混凝土建造而成，十分坚固。1940年5月德军诱使英法联军支援荷兰，再偷袭阿登高地，联合荷兰德军将联军围困在敦克尔克。而马奇诺防线也因为德军袭击其背部而失去作用。
       国军背靠黄河，固守中条山，在1941年之前也并非没有遭受过失败。1939年6月6日，日军集结3个师团，分9路进犯中条山，守军准备不足，陷入重围，“各线溃乱，无法指挥，失却战斗力”，遭到重创。
       此役，96军177师工兵营以及530旅1057团约四五百名官兵，不愿被日军俘虏后受辱，集体扑入滚滚黄河或跳下悬崖自尽。平陆县沙口村在被日军攻陷后遭到屠杀。
       直到6月18日，在日军达到战略目的撤退后，国民党军队才陆续收复阵地，中条山根据地再次恢复平静。战后，第一战区总结失败教训：“一、敌众我寡，不能战胜；二、由战前失察，对敌人估计太低，犯了不知己不知彼之病；三、转移无方，致阵地大乱。”
       由此可见，所谓中条山的“马奇诺防线”，并不似看起来那般固若金汤。1941年5月，日军再度集结重兵大举进攻中条山。背靠黄河一字排开背水一战的国民党守军，这次没能抵挡住日军的强大攻势，很快被击溃，中国的“马奇诺防线”被轻易攻破。
       日军华北方面军对此次战役做了充分的准备，方面军司令官筱冢义男对作战明确指示：当前的主要任务在于消灭和扫荡盘踞在晋豫边区的中央军主力，消灭其在黄河以北的势力。晋南的中央军牵制着日本的三个师团，首先将其消灭，日军即可自由行动，那时候可以全力对付中央军。
       为了准备这次会战，日军从当年4月起开始集结兵力，除原在中条山周边地区的4个师团和1个旅团之外，又由山西北部、河北、山东及武汉地区抽调两个师团及3个独立旅团，增援到该地区。此外，日军还将陆军在华航空部队第三飞行集团主力第一、第三飞行团向运城、新乡两基地集中，随时准备支援。
       至4月底，日军在中条山西方运城、闻喜、绛县一带部署了第36、37、41师团以及第9、第16独立混成旅团；在中条山北方阳城附近部署了第33师团和第4独立旅团一部；在中条山东方沁阳、博爱地区部署了第21、第35师团。
       国军方面，守卫中条山的兵力一共为16个师，其中第3军、第17军以及第80军的两个师守备中条山西侧；第43军、第98军、第15军守备中条山北侧；第9军三个师守备在中条山北侧。
 
中条山会战要图。


       
       单纯以编制来看，日军在中条山投入的兵力约10万，而国军则约为18万，近乎日军的两倍。但在当时，日军单位战力远超中国军队，整个抗战期间，日本集中10万以上兵力的攻势不多。这次却以10万打18万，可谓“占据压倒优势”。
       日军在战役开始之前就对国军的部署做了充分调查。针对国军背对黄河在中条山区一字排开的阵法，日军选取中条山国军阵地中部的垣曲县作为突破口，“直取垣曲，亘其以西之黄河北岸，先分断中国军，然后扫荡击灭。”
       5月7日，日军在其航空队支援下，全面开始攻击。7日下午日军发动对中条山的全线进攻，并集中优势兵力进攻垣曲，8日黄昏占领垣曲县城，完成中间突破任务，将中条山守军劈成两半。9日至10日，日军由垣曲分向东西扩张。11日和12日，日军接连完成西东两线的内层包围圈。
       此后，日军即对两个包围圈内的国民政府军进行了反复的“围剿”和“扫荡”。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遂下令部队突围，但为时已晚，大部分部队都已无法冲出重围。被分割的国军在突围中又接连遭到打击，成建制遭到歼灭。
       国军精心布防的中条山“马奇诺防线”，不到一周就被突破。负责守备的国军，只能后撤或被歼灭。14日以后，日军一面封锁黄河各渡口，一面继续于山区内围攻国军。滞留山区的国军损失惨重，只能化整为零，分别突围，向太岳山区、吕梁山区及黄河南岸转移。至28日，战况趋于沉寂，中条山会战至此结束。
中条山战役中的国军士兵。

 
          此役，国军被俘约35000人，遗弃尸体约42000具日军自称战死673人，负伤2292人。而国军方面对日军的伤亡统计为“综合会战，计毙伤敌官兵九千九百名”。
          日军通报的伤亡数字必定是缩水的，然而国军的惨败和巨大伤亡却是事实。国民党军仅少将以上军官牺牲和被俘者就达10多人。第80军新编第27师几乎全军覆没，师长王竣、副师长梁希贤、参谋长陈文杞全部壮烈殉国。由云南开赴抗战前线的滇军第三军军长唐淮源及手下第12师师长寸性奇，因陷入包围无法突出而自戕殉国。第98军军长武士敏在随后日军的扫荡中牺牲。第34师师长公秉藩率部两万余人投敌，第94师师长刘明夏、第42师师长王明钦、游击总队司令毕梅轩和其他一些副军长、参谋长、副师长等将校级军官大都被日军俘虏。

 
唐淮源（1886—1941），云南江川人，云南讲武堂毕业，滇军名将，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1941年中条山会战被日寇围困不得脱身，曾豪言：“中国只有阵亡的军师长，没有被俘的军师长，千万不要由第三军开其端。”
 
       国民政府军败退黄河以南，丢失它在华北的最大一块抗日前哨阵地，中条山的重要城镇和交通要道被日军占领达4年之久。这次战役失败之快、损失之惨可说在正面战场上是少见的。蒋介石在1941年5月28日《对于中条山战役失败之检讨》中说：中条山战役“为最大之错误，亦为抗战中最之大耻辱”，而日本方面则对中条山会战战果十分满意，认为会战“收到事变以来罕见的成果。”
       中条山战役的惨败和速败，是时人始料未及的。所谓中国“马奇诺防线”瞬间成为吹破的牛皮，变得无比讽刺。甚至日军都对如此轻易取胜而大感意外。然而，回顾中条山战役之前国军和日军面临的情势，不难探寻出国军惨败的原因。
       国军之败因，首在战略部署。就地势而言，中条山山势不险，无隘可守，又背靠黄河无路可退，在此地部署重兵实在不是明智的选择。国军高级将领薛岳在战后总结时说：“东西横旷百余公里，南北纵深不满80公里之山地，注入防守兵力20个师，十五六万人，如置巨鱼于井中。”
       在地理条件不利的情况下，国军仍然采用消极防御的策略，企图依赖所谓中国的“马奇诺防线”，不主动集中兵力出击敌人，造成守势；在行动方针上一味“保守要地”，坐守待毙；错误地把第80军、第3军、第17军、第13军、第98军等摆成一线，当敌人实行中间突破，攻占垣曲后，国军被切成东西两段，前临强敌，后背深水，进被截击，退被阻击，只得全军溃退，酿成大败。
       其次，在中条山战略部署失当的情况下，国军指挥部又错判了日军的意图。在进攻中条山之前，日军曾虚张声势，做渡过黄河进攻洛阳的准备。日军每日将橡皮船等渡河材料向南运输，到了晚上又将这些材料遮盖起来向北运回来，第二天依旧如此。
       前线指挥官认为日军真实意图在于中条山。第三军军长唐淮源，在参加四月军政部长何应钦在洛阳召开的会议时说：中条山和太岳地区还有这么多部队拉着敌人的后腿，在敌人还没有把这些部队解决前，日军是不会没有顾虑直接进攻洛阳的。
       然而，军令部和长官部均认为日军将南渡进攻洛阳，为此，还在战役前夕将第十四军陈铁部由中条山调到黄河南岸，沿陇海铁路守备。加上1940年被调往河南保卫黄河的“中条山铁柱子”第四集团军，以及第三十六集团军李家钰部的第47军和第76军，中条山的总体防卫水平又有所下降。
       第三，国军还败在粮食不足，军士生活条件艰苦。据当时《中央日报》报道：“（中条山）各山村随处可见把着磨棍推磨的士兵，惟磨架设在露天的院里或空场上，如遇狂风或下雨的天气，官兵只能煮整个的麦和包谷吃了”。此外，中条山区不适宜种植蔬菜，官兵吃青菜比吃肉还困难，青菜由黄河南岸运到最前线，已腐烂不堪。因此，官兵经常的食品就是“麦掺包谷的面和小米稀饭”。前线官兵生活更为艰苦，其距离日军“最近者仅二三华里”，日夜不离战壕，“在战壕下部挖五尺见方的地下洞，铺上少许麦秸，不论下雨刮风，这就是他们唯一的住所。”
       补给困难使得战时军队都需要以三分之一的兵力背运给养，“每团参加战斗者仅五六百人”。加上无法忍受恶劣环境的逃兵日益增多，“前线各师缺额日增，每连士兵多者七八十名，少者五六十名，甚至三四十名者”，中条山作战兵力恐怕不足十万，已经低于日军兵力了。
        直至5月初，日军开始进攻时，中条山内国民党守军各军、师均无战备存粮，以致战斗开始几天即告断炊。5月7日会战开始，11日第14集团军总司令刘恩茂就向蒋介石致电说：“苦无存粮，大军已绝食三日，四周皆有强敌，官兵枵腹血战，状至可悯。若不急筹办法，恐有溃散之虞。”90%以上的士兵低于基本营养标准，低于基本营养标准的士兵虽然敏捷性不差，但体力和耐力较差，由于体内没有基本的脂肪储备，无法应对高强度对抗。
        第四，国军之败还在于军纪败坏，官无斗志。例如，第14集团军刘茂恩部虽为中央军，军纪却很差。“表面上谁都不说不想抗日，实际上很多人怕在前方受苦，希望退到黄河以南”。该部驻守中条山期间，“秘密赌博，打麻将，推牌九，掷骰子”之事时有发生，“很多人闲谈时谈的都是嫖经”。参谋处的勤务兵强抢村中农民养的鸡，各处室的官员一天干不了几个小时的工作，白天也睡大觉。“卫立煌在纪念周上大骂这些人，说他们头都快睡扁了。”
       下层士兵军纪败坏，上层军官则毫无斗志。在中条山根据地，走私牟利，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以至于连蒋介石在事后总结时都认为，中条山之战“究其失败原因，纯由走私为祟”。当时，中国守军在中条山一带贩卖粮食、烟土。日本奸细乘机混入，日军特种兵空甚至已降到中国军队指挥部旁潜伏。
       军纪败坏带来防务废弛。中条山虽号称中国的“马奇诺防线”，防御工事却十分薄弱。除前线挖有简单的战壕、交通壕和构筑一些堡垒外，其纵深的交通要道、隘口、军事补给线及黄河重要渡口等均缺乏防御设施，“各渡口生死攸关之桥头堡毫不注重而且未闻有何工事”。
       如此军队，面对精锐日军，自然望风而靡。除部分官兵英勇抗战以至牺牲外，大部守军在战役开始后竟然因宗派观念太强，各自为战，互不救援；短暂抵抗后，即决定保存实力渡河后撤。国军高级将领胡宗南在中条山战败后慨叹：“我军系统复杂，意志不一，或苟图自存经商渔利，或有名无实互不协助，彼此观望”，“若干部队不是损失于正面作战，而是损失于退却渡河中。”由此，不难理解中条山“马奇诺防线”为何会一溃千里。
       在中条山根据地陷落之前，此地农民的生活，已经十分艰苦。国民党征用了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做船工等工作，以保障物资供给。船工劳动强度很大，待遇却极低，因此生活很苦。
       1940年7月，新加坡《南洋商报》记者张楚琨，在其报道《中条山战地印象记》中记述他在平陆尖坪渡所见情况：船夫干的最重要的“军运工作”，生活却是最低限度也维持不了。在船上我看见他们正烧着大锅子的面汤，每个人喝了六碗汤，吃一碗面条，就算把午餐解决了。船老板告诉我：我们每天的工资是两毛钱，由军委会发给，但是常常迟发，三个月来，这一只船只拿到20多元。
       在路途坎坷崎岖的中条山，农民靠手提肩扛，承担着最重要的后勤保障任务，但国军给当地农民的支差费仅有两三角钱，还经常克扣。有时，农民还不免遭军事人员责打。由于战勤繁重，农民中有人积劳成疾，也有农家因牲口死亡而陷入严重困难。
       根据地农民虽然服务于后勤，但对国民政府和国军没有好感，对政治更没有概念。据美国人格兰姆·贝克在这一地区观察，山区农民把政府视为神秘而又吓人的“孽障”，认为政府只有两个机构：取之于民的和用之于民的。其中取之于民的要强大很多。
       国民政府以“新生活运动”之名，将乞丐和吸毒者当做壮丁抓走，强迫他们行军。有的壮丁死在行军路上，尸体直接用茅草裹着丢掉。贝克还记载了这样的一段对话：一位国民党人问县城的一位老者：“你们县里的二流子多吗？”老者回答：“现在不多了，他们都参加国民党了。”
       基层民众对国民党政权和抗日的概念十分模糊。在中条山战役中，国军由于“民众多逃避一空，带路问路觅顾无人，以致部队行动颇感困难，且处处遭敌袭击。”甚至有部分民众不但不为国出力，反而为敌所用，为敌人搜集情况，侦探道路，修筑工事。
       正是这些对政治对国家毫无概念的国人，在中条山战役失败之后，遭到了最大规模的杀戮，承受了最多的苦痛。日军在攻占中条山过程中，对占领地民众进行了大规模烧杀抢掠。据中央党校教授杨圣清采访当年幸存者统计，仅在夏县，有据可考的惨案就包括：招庄村上岭屠杀、祁家坡后沟和东岭屠杀、三尖头村上岭屠杀以及东北庄村屠杀，等。
       在祁家坡后沟，日军发现躲藏在窑洞中的六男六女。在轮奸了所有妇女之后，日军又将十二人衣服扒光，逼迫他们互相发生关系。村民抵死不从，日军于是开始用刺刀屠杀。十二人中，最后仅一人受伤生还。
       据不完全统计，祁家坡村被日军打死32人，活埋2人，逃难饿死9人，失踪8人，被卖到外地2人，流浪外地9人。全村被拆毁和烧毁房屋400间以上，家禽牲畜被日军和汉奸掠夺一空。在中条山沿黄河一带的平陆、垣曲等地，日军制造的屠杀和掠夺同样数不胜数。
       日军进占中条山后，在平陆、夏县、垣曲和豫北济源县，黄河沿线二百多里长的地带，制造了二十多里宽的无人区。他们把无人区内房屋全部烧毁，居民全部赶走。
       中条山地区有大批难民外逃，有的村子全村一个不留全部逃空。最初难民逃往河南渑池，靠国府救济机关和驻军舍饭度日，但后来救济场和舍饭都没有了。有的难民逃往陕西，最远到甘肃、新疆，甚至辗转流落到四川、云南。逃亡路上，难民有的丢弃老人，有的抛弃妻子，甚至有的将幼小儿女丢进黄河。逃难的难民很多在路上妻离子散。
       1934年出生的张年才是夏县祁家河人，中条山战役后他家举家逃亡陕西，流亡九年，全家七口人仅剩两口人。同是祁家河人的杨景致出生于1933年，全家八口人讨饭逃亡到渑池，回来只剩四口人。类似经历者，还有1936年出生的陈胜奎，他家七口人在逃难生活中仅有三人存活。在中条山战役之后，底层民众的流亡生涯，大抵艰辛如此。
       在与中条山隔黄河相望的洛阳，美国人格兰姆·贝克观察到，战役失败给洛阳带来的混乱：这洛阳城一直是靠那被吹嘘得神乎其神的中条山为屏障的。在不足两周内，浮夸的盖子揭开了，这城市就像个把木板拿开而现出原形的蚂蚁窝。人们在连滚带爬地乱跑。
       国府的地方官员也在撤退人群中，几乎所有汽车和半数以上大车，都装着文武官员的家眷和家具，以及省府各衙门的公文。其中，一位桂姓军官对贝克说：“我们中国有句俗话，管日本人在中条山所用的战术叫‘切豆饼’，可是，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切得那么快吗？因为我们帮了他们的忙，在他们到来之前，我们早就把自己给切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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