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湖

以上定义，有两点需要强调。首先，诗词是以文言词汇为其基本词汇的文体。孔子说，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日常口语总是在时时变化的，但文言文却是相对稳定的。今天我们读先秦的文言文，都不会在理解上有很大的问题，但是读后世一些用白话记载的书籍，反而要艰深得多。说的话和写的文章采用不一样的语言，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文化能够传承至今，一直不曾中断的重要原因之一。用白话入诗，从古以来，就绝无成功者。胡适的《尝试集》中，有不少是用旧体诗的形式，但采用白话词汇的作品，那些诗作未尝不小有诗味，但终病于浅薄伧俗，就是因为，诗词那精练的句式，只适于精练的文言。唐代的杜甫是一位很有革新精神的诗人，他的诗中，用了不少当时的俗语，但他用俗语，只是在某些地方稍加点缀，绝不会妨碍到整首诗高古雄浑的气质。即使是一百年前“诗界革命”的主将黄遵宪，其诗中用了一些新名词、写了些新事物，也还是点缀，全首诗仍都是文言。不像今人，写诗词通篇用白话，那样写出来的绝不是诗词，而是莲花落。比如下面这两首：

我举头张望，窗前结着冰。夜幽深恍惚，远近点宫灯。

这时谁想到，鸟贴着星空。四处蓝光溅，天沉醉酒中。

从平仄上讲，这两首作品完全符合五言近体绝句的要求，然而，这种用白话文写成的文体，除了给人以诞怪之感，不能有别的价值。再来看下面这首：

有块石头潮湿了，滋生某种霉斑。火炉烧烤水循环。死灰沉淀处，分裂那张船。　光影参差流幻影，一双彩蝶翩翩。鲜花烂漫是春天。偶然来个我，弥散在炊烟。

作者标明是一首词，词牌名是临江仙。的确，从平仄押韵来说，完全符合临江仙的词律，但是，其中的语汇、情感都不是属于诗词的，它是徒有词之名，却没有词之实的一种文体。同学们在作诗填词时，万不可堕入此种恶趣，一旦走上这条路，一辈子也不可能写出好诗。

其次，诗词是以平水韵声韵体系为其基础语音的文体。反对平水韵的论者认为，今天的语音与唐代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平水韵已经不适应今天的语音，所以必须打倒。这是只要学过汉语语音史的人，都不会说得出的常识性的错误。平水韵是自隋代《切韵》发展来的，《切韵》从来就不是任何一种现实语音体系的模拟，而是根据“古今方国”之音——比隋代更古的时代的读音和隋代当时各地的方音，参酌异同，折衷一是的虚拟的语音体系。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朝代、哪一个地区的现实语音与《切韵》音系完全一致。中国人作诗，不但言文分离，在语音上，也是分离的。这就好像京剧所用的韵白，它不是任何一个地方的方言，但它是一切京剧演员在念白中所遵循的典范。一千多年来，诗词都是以平水韵声韵系统作为基础语音，今日作诗不依平水韵，填词不依词林正韵，就是自绝于此一光辉灿烂的文化传统。京剧演员，为了能够演出京剧，要通过反复的训练，去掌握韵白的声韵系统，学习诗词者，为什么就不能通过反复的训练，去掌握平水韵呢？不肯去掌握平水韵，反而要打倒平水韵，其实是在潜意识里对学习、对知识存在着排斥情绪，是一种懒汉加无赖的思想。

从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的概念，一百多年来，对诗词持“改革”、“发展”态度的人士逐渐把持了舆论，而对诗词持维护、存粹态度的人却被斥为“保守”、“落后”。但是，保守就一定落后吗？激进就一定代表正确的方向吗？存在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

改革派的第一个主张是论为诗词必须反映当代生活，要有“时代气息”。这种论调的提出者，不但不懂诗词，更加不懂文学。文学的任务是表现心灵，绝不是表现社会生活。即使文学中大量地描写了社会生活，也还是为表现心灵服务。“时代气息”，体现在人的内心，而不是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变动。古人歌颂殉节的烈女，今人则对她们寄以人道主义的同情，古人鼓吹忠君，今人则强调独立自由，这就是“时代气息”。

改革派的第二个主张就是诗词必须要放宽用韵，尤其要取消入声字。汉语中平上去入四声，平、上、去是调值，是声音的高下，而入声则是调长，是声音的长短。高下相形、长短相间，构成了汉语独特的音韵之美。今日的普通话没有入声，乃是因为普通话是在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后形成的语言，不是汉民族固有的语言。没有了入声，使得汉语仅有声音的高下而没有声音的长短，发音单调。不仅如此，古人押入声韵的古体诗和词，本来音节短促，用以诵读极有韵味，而今天用普通话来念，就会韵味全无。大体说来，南方的苏、浙、闽、粵（包括客家话）的全境，及湘、鄂、川的部分地区，都还保留有入声，即使是北方话中，以山西为中心，包括陕西、甘肃、河南、内蒙的部分地区，入声也未消失。更何况，海外华人诗家，其祖籍大多在华东、华南，作诗无不用入声，保存入声，有文化认同的因素。因此，今日诗界的当务之急，不是取消入声，而是要尽快创制出一套专供吟诵采用的语音体系，对平水韵的韵字进行拟音，保留全部入声，就像京剧韵白那样，成为诗词写作者必须掌握和信守的标准。

改革派的第三个主张是反对用典。按用典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是一种很重要的修辞方式。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中，就经常用古希腊神话、圣经、莎士比亚戏剧里面的典故。对于诗词来说，要在那么精短的篇幅内，表达尽量多的意蕴，用典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用典和白描，是文学创作的两种不同的方法，本无所谓优劣之分，但今人却恨不能一个典故不用，只要大白话。其动机，无非是懒得读书，不愿去掌握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已。

诗词，不仅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诗歌文体，也是最可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它的形式，要像保护古琴、保护昆曲一样，绝不能有一丝变动。但是，诗词毕竟是为着吟咏情性，因此，它就必须要反映出诗人不同于古人的人文精神。只有这样，诗词才能有持久的生命力，否则就只能是古人的附庸。

在诗词中反映出今人的人文精神，这一观念最早是由梁启超提出来的。他在举了黄遵宪、蒋智由、夏曾祐等人采用新事物、新语句入诗的尝试之后，指出：

然以上所举诸家，皆片鳞只甲，未能确然成一家言。且其所谓欧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琐碎粗疏者，于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虽然，即以学界论之，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尚且未输入中国，况于诗界乎？此固不足怪也。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乎？

梁启超毕竟是梁启超。他的确具有一般诗论家所不具备的卓越的眼光和哲理的高度。他实际上已经指明，诗词要发展，光是用新事物、新语句入诗是没有用的。真正需要变革的并不是诗词，而是诗人本身。只有诗人的人格进步了，诗词才能获得真正的革命。也就是说，要想写好诗词，就得在人格上演进成现代知识分子。那么，什么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梁启超认为，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就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那么，什么是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一言以蔽之，就是人本主义的精神。人本主义者认为，社会的进步最终体现为每一个个人的自由与幸福的实现，历史的主体应该是个人，而不是国家、民族。个人与国家之间只存在着契约关系，国家并不比个人来得更神圣。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也不是个体与整体的关系，而是房客和公寓的关系，体现为每一个个人在社会中各有其位、各有其权也各守其分。在人文主义者看来，自由是一切价值当中最有价值的价值，所谓自由的含义，就是只要我的行为没有妨碍到他人的利益，那么谁也无权干涉我。当然，现代知识分子的含义所涉及的面是相当广泛的，这就需要诗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汲取前人优秀的思想精髄，形成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

百年来，个性的独立与自由，代替了家国的兴亡之感，成为先进知识分子思想中占第一位的东西。在晚清民国时期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诗僧苏曼殊，他的诗作就特别强调个人情感的发抒。像“一自美人和泪去，河山终古是天涯”、“猛忆玉人明月下，消无人处学吹箫”、“轻风细雨红泥寺，不见僧归见燕归”（《吴门和易生韵》），个人的身世与历史的沧桑足可等量齐观，正是个性独立的必然结果。而毕生没有背叛五四、毕生追求个性解放的郁达夫，其诗作如《乱离杂诗》，即使在战乱之中，独特的个人的生命体验也是他最为关注并吟哦的对象。“草木风声势未安，孤舟惶恐再经滩。地名末旦埋踪易，楫指中流转道难。天意似将颁大任，微躯何厌忍饥寒？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这样的诗句，我们很难说是历史的因素还是个人的因素更重要。
　　而具备了完全独立与健康人格的先进知识分子，自然而然地成为盗火补天的英雄。不同于以往的匹夫之雄，具有独立精神、自由意志的英雄们身上，体现了悲天悯人的真正崇高。胡适美杨杏佛之志，写下了“愿乘风役电，戡天缩地，颇思瓦特，不羡公输。户有馀糈，人无菜色，此业何尝属腐儒？吾狂甚，欲斯民温饱，此意如何” 的词句。虽嫌浅直，而其境界却是全新的。鲁迅诗则多用楚辞典故，托喻于香草美人，深刻地表达了他为了民族的将来上下求索的悲剧情怀。《送O·E·君携兰归国》：“椒焚桂折佳人老，独托幽岩展素心。岂惜芳馨遗远者，故乡如醉有荆榛。”《无题》：“雨花台边埋断戟，莫愁湖里余微波。所思美人不可见，归忆江天发浩歌。”《悼丁君》：“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无题》：“一枝清采妥湘灵，九畹贞风慰独醒。无奈终输萧艾密，却成迁客播芳馨。”这些诗从风格上论无一而非古人风格，但字里行间，无不透出传统诗词所缺乏的悲剧情怀。陈独秀为了启蒙民众，有“男儿立身惟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的自誓之词，《夜雨狂歌答沈二》更是激荡着摧枯拉朽般的伟力：“黑云压地地裂口，飞龙倒海势蚴蟉。喝日退避雷师吼，两脚踏破九州九。九州嚣隘聚群丑，灵琐高扃立玉狗。烛龙老死夜深黝，伯强拍手满地走。竹斑未泯帝骨朽，来此浮山去已久。雪峰东奔朝峋嵝，江上狂夫碎白首。笔底寒潮撼星斗，感君意气进君酒。滴血写诗报良友，天雨金粟泣鬼母。黑风吹海绝地纽，羿与康回笑握手。”该诗集长吉之奇瑰、太白之奔逸、渊明之沉着于一身，营造了令人震撼的艺术世界。该诗的境界，古今诗人多不能及，只有经历新思潮洗礼的文化革命主将，才具有如此沉郁慷慨的胸襟。“拯救”作为一种悲剧情怀被如此普遍地吟咏，正是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的必然结果。

另一方面，时代更向诗人提出一道问题：面对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你是勇锐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还是做一只歌功颂德的夜莺？陈寅恪先生以其高标独立的姿态，为我们留下了难得的诗史。早在1930年，他在《阅报戏作二绝》第一首中就说：

弦箭文章苦未休，权门奔走喘吴牛。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

以后，他又写道： “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陈规。白头宫女哈哈笑，眉样如今又入时。”（《文章》） “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太息风流衰歇后，传薪翻是读书人。”（《男旦》）“涂脂抹粉厚几许，欲改衰翁成姹女。满堂观众笑且怜，黄花一枝秋带雨。”（《偶观十三妹新剧戏作》其一）在专制重压下，知识分子遭受精神摧残和人格异化的情形，经他的诗笔一点染，立刻如现眼前。而他自己，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与对历史的深刻洞察。《歌舞》：“歌舞从来庆太平，而今战鼓尚争鸣。审音知政关兴废，此是师涓枕上声。”《经史》：“虚经腐史意如何，谿刻阴森惨不舒。竞作鲁论开卷语，说瓜千古笑秦儒。”《旧史》：“厌读前人旧史编，岛夷索虏总纷然。魏收沈约休相诮，同是生民在倒悬。”于是，专制的幽灵在他的诗笔之下再无遁身之所。像这样的诗，就是真正具有时代气息的诗，就是代表诗词发展正确方向的诗。

当代著名女词人丁宁(1902-1980)，她的七阕《玉楼春》作于1957年，也具有同样伟大的意义：

冰霜销尽萍光转，绮陌清歌归缓缓。江南草长燕初飞，漠北沙寒春尚浅。

柳枝袅娜同心绾，枝上流莺千百啭。齐将好语祝东风，地老天荒恩不断。

小桃未放春先勒，几日轻阴寒恻恻。梦中惜别泪犹温，醉里看花朱乱碧。

鸣鸠檐外声偏急，云意沉沉天欲黑。呼晴唤雨两无成，却笑痴禽空著力。

石尤风紧腥波恶，鳞翼迢迢谁可托。任他贝锦自成章，岂忍隋珠轻弹雀。

连朝急雨繁英落，过尽飞鸿春寂寞。休言花市在西邻，回首蓬山天一角。

当时常恐春光老，今日春来偏觉早。杜鹃啼罢鹧鸪啼，参透灵犀成一笑。

怜他惠舌如簧巧，诉尽春愁愁未了。绿阴冉冉遍天涯，明岁花开春更好。

行人不畏征途苦，顷盖何劳相尔汝。幽情才谱惜分飞，密意先传胡旋舞。

凄凉最是旗亭路，长记年时携手处。欢筵弹指即离筵，一曲骊歌谁是主。

雨云番覆桃呼李，暮四朝三惟自熹。欣看红粟趁潮来，愁见雁行随地起。

离群独往由今始。带砺河山从此已。几回含笑向秋风，心事悠悠东逝水。

伯劳飞燕东西别，落日河梁风猎猎。纵教旧约变新仇，谁见新枝生旧叶。

衷怀一似天边月，阅遍沧桑圆又缺。浮云枉自做阴晴，皎皎清辉常不灭。

词人用寄托的手法，表达了她对现实的深刻体认和对历史的深沉感喟，词语、手法都是那样地传统，而其思想境界却是那样地新。

由此可见，真正的时代气息只能来自诗人全新的人格，而全新的人格，正如梁启超所说，指的是“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不过，诗词有属于它自己的独特体性，它必须以醇雅为其美学旨归。因此，像对于存在、彼岸、荒谬性等问题的思考，在新诗中表现就很适合，在诗词中却不适合。诗词的发展，绝不能走这样的道路。业师陈永正先生指出：

新诗，生命在于“新”，绝对的新。形式、内容、意境都应该是全新的。那些所谓“向民歌学习”、“吸取旧诗精华”的赝品，在渊停岳峙般传统诗歌面前，显得是何等卑微可笑。新诗应努力探索，走出一条独特的发展之道，它是属于青年的，属于未来的。旧诗，如同古琴、京剧那样，是一种传统，一种遗产，只能原封不动地保持下来。一些形式上的“改革”都只会损害它。“诗界革命”的失败，就是一个明证。诗魂，必须系于国魂。没有独立人格，没有忧患意识，没有自由思想，旧诗也就不可能葆有生命力。新体，更须奇创；旧体，回归古雅。新诗与旧诗应分道扬镳而不是合流共济。（《〈水雲轩集〉序》）

这是值得所有诗歌创作者认真思考的问题，不论你是作诗填词还是写新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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