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永恒

      

面对怀疑，左丘明被从文坛上拽下来，打入了伪造的行列。他没有伸张，没有辩驳，无言的走下。他还是他，作品不被人承认，他没有伤心，因为，他知道，作品的价值在于如何使后来的人从中得到启示和教训，在于如何避免犯古人已经犯过的错误。那种争论书的定属的讨论大多没有意义，正如《金瓶梅》，那个兰陵笑笑生，并不以自己的名字为意，书的价值才是最终的价值。后世的文人在无聊的讨论作者是谁的时候，《左传》的史实与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慢慢在人民的心中开花结果。它的鲜明的民本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贤明的君主，进步的士大夫和开明的乡绅。它已经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一种常换常新的武器，一盏永不熄灭的指路灯，后来的人们在它的指引下，启发下，毅然决然的走进奋争和战斗的行列。它忠实而详尽，该贬则贬，该褒则褒，不为君者讳，不因微贱而不传，依据历史，出于《春秋》而胜于《春秋》。霸权主义者，野蛮残忍者，都被押上历史审判台。

 　  秦穆公中兴了秦国，不会因为他的赫赫功绩而掩饰其卑劣的人牲殉葬。难以忘怀，子车氏三兄弟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的谥号被赠与“缪”，实则“荒谬，谬误”之意也。晋灵公的荒淫无耻，以百姓的痛苦为欢乐的音符，弹弓的子弹成为仇恨的使者，洒向人间。任意残杀的厨师，使自己变成了禽兽，嗜血的魔鬼，忠言成为谎言，良药视为毒药。小人的挑拨成为正直，别有用心的利用如簧巧舌，如浮云般遮蔽了双眼，忠直的臣子成为捕猎的对象，而他，却似一个狩猎者，阴冷的在暗处偷笑。今天的历史是原来的现实，沉重的书简和艰难的刀刻，使得那些史官们对史料的选择简之又简，但简单的记载，让后来的人头疼模糊，详尽的叙述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于是，左丘明决心不做抱残守缺的史官，不愿成为守株待兔者。他博览史料，精心挑选，史实得到还原，丰富。在追记的同时，作者赋予了史实以灵魂。是的，书是死的，人是活的；书是有观点的，人是有倾向的；书是现实的历史，人是理想的载体。于是，在历史之外，作品流露了作者的爱憎。

　　我想，在作者整理《左传》时，是不得不停下笔来思考每件事的，思考史实的起因，思考它的过程，思考它的结果和意义。数百个人物和事件，作者给予了鲜明的褒贬情绪，合理的多，牵强的少。我们可以不苟同，但是，我们无权指责他的意图，无权攻击他的理想，因为，在他的心中，是忠诚的实践他的“德治”的理想。他希望从历史中找到理想的影子，希望理想与现实有一丝契合点。他们找着，写着，补充着，于是，集现实的历史与不脱俗的理想于一身的巨制诞生了。《左传》摆脱了《春秋》的阴影笼罩，最终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巨人。周朝礼崩乐坏，《春秋》大义日渐没落。孔子的诞生，给文明的阴霾带来了一丝光亮，这个相貌并不出众的人，凭着自己的勤奋和孜孜以求，发掘了周朝的礼乐制度和思想，学习了先人的治国治学的精神。他重新审视了这个纷乱的时代，毅然举起了复兴“周礼”的大旗。他清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于是，他大办私学，将受教育的权利推广到民间。相传他的最得意的门生有七十二个，他带领他们周游列国，向各国君王宣传儒学思想，学习老子等前辈的思想精华，带领他们开眼界，体验实践。

但随着秦王朝的灭亡，法家大势已去，汉朝的建立，黄老学术受到重视，国家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到汉武帝，儒学弟子董仲疏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倡议，并且得到了国家的承认。事实上，这种政策也成为秦朝愚民政策的另外一种翻版。历史学家顾颉刚《汉代学术史*尊儒术而黜百家》说的好：“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制裁；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引诱。结果，秦始皇失败了，武帝成功了。”复兴礼学的奠基人孔子，“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春秋，天子衰微，诸侯猖狂。《论语》，论者，伦也，伦理道德意。孔子重视伦理道德，主张实行“礼治”“德治”，希望建立一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森严的有序社会，而且，主张“男女行者别于途”。这并不是对妇女的歧视，而是一种和谐社会的体现。《史记》载，孔子父母“野合”而生孔子，这种生活成长经历必然会给孔子带来阴影，使得他对男女关系很敏感，要求也严格，主张“男女授受不亲”。至于到了宋代，朱熹等理学家们对妇女的种种残害，则是曲解了孔子的本意，实为窜改。

　　春秋，是礼乐开始崩溃的年代，“臣弑其君，子轼其父”，“陪臣执国命”。孔子厌恶这种混乱局面，提出了“正名分”的观点。《论语*子路》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为什么要正名？孔子说：“不正名，则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孔子的社会理想，是以奴隶制贵族等级制和以贵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他虽然出自没落贵族，但还是以自己的高贵血统为荣耀，到了唐代，韩愈，号昌黎，柳宗元，号河东，这些唐代的文人也都是以自己的家族血统为荣耀。因而，孔子鄙视生产劳动，大概出于这种等级观念。他对“周礼”的崇拜是无以复加的，为此，他从事政治，收门徒，游列国，作《春秋》。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述而》载：“子曰：甚矣吾衰矣。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子编《春秋》，说：“知吾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微言大义，秉笔直书。孟子评论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孝经*钩命诀》载：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

　　对于“礼”的要求，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他强调：“齐之以礼。”把“礼”的范围扩大到民间，突破了周礼中“礼不下庶人”的狭隘观点，这同他的“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是一致的。是他，把学问从神坛请下来交给民间，也正因为如此，孔子才从人间走向神坛。他认为，“礼”是人们安身立命的基础，是做人的最基本的素养。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学礼，无以立。”“不知礼，无以立也。”不过，孔子对周礼是一种超越和发展，并非真正的复古，而是类似于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在治国的策略上，他认为德礼的教化作用比刑罚的强制作用有用的多，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基本上还是继承了周礼的“明德慎罚”的思想，提倡“仁政”，反对酷刑滥杀，“不教而杀谓之虐”，主张先教而后刑。但他还是主张“刑不上大夫”，这点不可取，有点等级保守。他强调人治，“为政在人”，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中国历史的人治往往带来政策的不连续性，导致改革的失败或消亡。

 　　子不语：怪力乱神。他信天命，但从不涉及，因为他觉得这并非当务之急，人道才是主要的。于是，对待这些，他暂时逃避，存疑。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孔子功劳大矣！铁肩担道义的硬汉孟子，孟子发挥了孔子的“仁”的观点，提出了“性善”说。如果人不善，是由于私欲蒙蔽所致，这一点，修养是很关键的。不仅保持“性善”的心理，还会培养出浩然正气，使人成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孟子认为，理想的经济制度是“井田制度”，要求给予国家“恒产”，也就是固定的田产。孟子重视培养人才，“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为了自己的健康成长，孟母曾三次搬家，这给了他启示：重视学习的环境，置学子于优良的环境中，施以自发的教育。当然，“孟母三迁”也导致了另一种后果，那就是，孟子在“孤单”的学习环境中缺失了人际关系的交往，缺失了宽容谅解的态度，而一生的倔强已体现了他人格在某些方面欠缺。因而，他的论辩总是锋芒，总是咄咄逼人，没有丝毫的自省与反思，倾听别人的意见是他一生所不能容忍的。

　　孟子的民本思想，一切以民心向背为标准，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主精神，但对传统的人治社会，抑制君权起了一定的作用。这种思想，早在殷周时期就已出现。《尚书》说：“民惟邦本，本固邦本。”他的观点也是从春秋时的重民轻神的思想发展而来，并因此提出了民主精神的口号；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从仁政出发，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同孔子一样，他强调伦理道德与政治生活紧密联系，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统治阶层提出的“修身齐治平天下”就是源于孟子的思想。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仁义礼智”，更加突出了仁义的特点。孟子家道中落，算是个士的阶层，从小的贫寒，造就了他倔强正义不怕吃苦的精神。他认为，无论环境多么恶劣，士阶层都要奋发向上，把恶劣的环境当作磨练自己的手段，修炼道德，培养坚定的无所畏惧的心理，养“浩然正气”。如果遇到严峻的考验，就应该“舍生取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但是面对这个混乱的时代，孔子倾向于渐进的改良而反对革命的方式，孟子已处在战国中后期，社会抛弃仁义，尔虞我诈，“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面对这个时代，杨朱推崇“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哲学，反对从事政治，像老庄一样；墨家主张“兼爱”“非攻”，思想活跃，门徒众多，世称“显学”；法家提出用铁血政策统一天下。而孟子则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救世主般的思想，推行“王道”，致力于革命性的改革。为了使这个社会变的有序，孟子肯定了社会分工，反对君民共耕的观点，他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强调统治者要勤政爱民““与民同乐”，反对独乐，否则可以“诛其君，吊其民”。他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君主不过是替天行道的工具，在天面前，人人平等，当然这个“天”是指民心。他坚信，天作孽，犹可活，人作孽，不可活。武王伐纣，不过是“诛一夫纣耳，未闻弑君也”。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孟子对个人在社会中的重视，他大胆的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建设的标准当然是“大丈夫”，这颇有点像佛家所说“佛在我心中”。不过，他的对君王和臣民的人格平等，很令历代君王恼火，明太祖朱元璋读孟子语“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勃然大怒，命撤去孟子的被祭祀的享位。孟子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不仅是个哲学家，思想家，还是一个为民请命的进步政治家，虽然态度有些迂阔，不识时务，但对理想的追求和民本思想的发挥，已经证明了他是诸子中最有责任感和开创性的伟大人物。现在的时代，正是弘扬孟子思想的最佳时代。让我们呼唤孟子民本思想的到来吧！承上启下的思想开拓者荀子，孟子钻在故纸堆中，搞经院哲学，研究纯学术的儒家思想，用于个人的修养，可在当时的战乱时代，不能够用于实践。荀子看到了这个缺陷，致力于研究儒道墨的社会实践的成败，提出了更符合实践功用的儒家观点。

　　荀子不信天命，因而他提到天和人的关系，《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荀卿嫉浊世之政，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他要用自己的学说来澄清墨家的鬼怪之说和庄子对天道的虚无思想，他承认天的存在，主张人“不与天争职”。他在《天论》中强调：“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一点，是对孔子有所继承的，不过，孔子的不重天而重人，是着眼于当务之急，孔子对天采取了回避的原则，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后人说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只是个存疑的态度，他并没有走出天命的怪圈，弟子颜回死后，他悲痛的呼喊：“命也夫！命也夫！”庄子则只认天道，回避人道，因而遭到了荀子的批判，荀子批评他“弊于天而不知人”。荀子发展了天道观，重视了人道的发挥，革命性的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理论。可惜，这种唯物论的观点，后世的儒学家并没有继承，到了西汉，儒生董仲疏提出了“天人感应说”，混淆了天和人的分离原则，人渐渐走向了对天道的膜拜。于是，历代帝王多推五行，事封禅，信吉祥，人道被天道紧紧的束缚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退步，是“愚民政策”的另一种形式。

　　孟子提出了“人性本善”的观点，孜孜以求，希望百姓能够唤醒自己人性中善的一面。而荀子从纷乱的时代出发，提出了“人性本恶”的观点。他的目的在于，让人们知道自己“恶”的天性，性和情都是天生的，人不能够干涉，但可以选择，通过重视后天的学习和行为，改变这种不正确和有害的性情。因而，《荀子》一书的开头，是以《劝学》《修身》开篇，意义很明显。荀子提出，人后天要学习礼仪，才能化解人性中的“恶”，于是，人治和礼治的观点被摆在面前。但并非人人都能做到消除自己心中的“恶”，荀子就批评说，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就在于为与不为。这一点跟孟子的“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观点还是有相同点的。礼仪的主要内容是孔子仁的又一解释，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仁”强调的是父父子子的血缘关系，重在亲缘博爱，是内在的；而荀子强调的“礼”重在阐明人之间的伦常秩序和名分责任，是外在的。到了后来，儒学的社会影响，就主要体现在荀子的“礼”上，远远超越了孟子提出的“义”。这或许就决定了后来国人对人际关系交往的重视程度。

 　   孔子讲求“仁”，孟子发展为“仁政”，要求国君行“王道”。他们两个人都是崇尚古代，肯定历史，而菲薄当世。荀子考察历史，用现实衡量历史，否认了历史的独立性，认识到现实对历史的延续性和进步性；从而也否定了儒家前期的“法先王”的政治理想。他很清醒，前期儒家之所以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缘于儒学人物不懂变通，不迎合社会的需要，于是在孔孟“王道”的基础上，果断的提出“兼霸道”。他将当时的儒士分作俗儒，雅儒和大儒，前两种人所学的就是单纯的霸。而大儒的政治谋略，是法后王，兼王霸，隐约含有了申不害，慎到的术势的概念。荀子晚年考察秦国，应侯范睢问他，他说：“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矣。”在后来的著述里，《荀子*强国》就说：“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然而，最终他的兼王霸思想也落空了。尽管荀子已经不能保守儒学的传统，降低了儒学的人格，却依然不能够与实践结合，始终还是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不过，法家的最大两个人物，韩非和李斯，却继承了荀子的霸道，法治，并将他们推向了极端。或许，就是缘于荀子给予他们的批判意识和独特思维吧。

　　周礼的守望者孔子，守望是痛苦的，内中伴随着眷恋，期盼，失望，悲伤，有人猛然醒悟，毅然离去，不再回头；有人痴情执着，虽水漫头顶，亦抱柱不归而死。虽然世人不赞同他，不宽容他，但他不忍独享天道，不忍天下陷溺，不忍放浪形骸，不忍生灵涂炭，不忍纲纪沦丧，于是，东奔西走，试图力挽狂澜，虽九死其犹未悔。他很清醒，他明白自己守望的结局是什么，明白守望的价值内涵，更明白人如果没有了守望，只选择逃避，这个社会将会是什么样子。于是，在天下之人皆随波逐流，务于现实，急功近利时。他怀揣着理想，踽踽独行于颠簸的路途。在这条寂寞的小路上，无人喝彩，无人留意。但他并不孤独，毕竟，有四百年前的周公在梦中时刻激励自己，有众多的先贤在他的心中。他明白做一件伟大的事情是很困难的，克服事业的困难首先应该击溃自己心中的大山。他凭着愚公移山式的思想，愚公移山式的毅力，越来越看到了希望的所在。众多的追随者拜于他的门下，杏坛的佳话传诵千古。礼的火种有了承传者，他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对待学问，他打破了官学的垄断，提倡“有教无类”，给予每一个人受教育的权利。

学问面前，人人平等。他还创新性的提出了“学而优则仕”的观点，鼓励自己的学生努力学习周礼，呼吁统治阶级吸纳儒学人才为官当政。在鲁国的成效鼓舞了他，他带领弟子环游列国，借此传播儒家文化。其间虽有隐士们的讽刺规劝，疾贤妒能者的围攻，都未折杀他心中的理念。他屡败屡战，毫不气馁，明知天下不可为而为之。大半生的奔波劳累，培养英才无数。很多弟子都以天下为己任，投身官场，以清白奉礼之躯献身于礼乐衰微的官场，给没落的礼乐制度带来了清新之气和新鲜血液。虽然时乖命蹇，礼治束缚极大，多不被采纳，且众多儒学的后继者或另起炉灶，独树一帜，或反礼倡法，重视霸道，或只学儒学末流，难成大器。后来，出自儒学的墨学成为当时的“显学”，以韩非，李斯为代表的后期法家统一了天下。但是，我们还是要感谢孔子，是他，培育了众多的人才。这些人虽然没有固守周礼的传统，作一个守望者，但，毕竟创造了另外的学说，为中国的哲学文化思想奠定了多种基础。殊途同归，无论哪种学说，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建立一个像孔子希望的那样一个有序的社会。

　　守望，并不是僵化，保守，那是一份执着和坚毅；变通，也不是背叛，不坚守原则，而是一种创新和探索。大哉孔子，至圣至纯！寂寞的传统继承者孟子，在时代的步伐迈向战国后期时，霸道的喧嚣弥漫了中原。众多的人走出书斋，走出儒家的笼罩，依据时世，博采众家，或为杂家，或专一成为法家。孔门弟子，堕而污者众矣。但在东鲁，有一个人，如苏武般，用一生去坚守了儒家的传统，面对纷乱而不为所动，他真是个大丈夫，他，就是孟子。这个孟子，是个没落的贵族。父亲早亡，幼年便和母亲相依为命，孟母三迁，使他成长为一个勤奋，忠诚，热烈，执着的悲天悯人的伟大人物。他的成功，让他可以高傲的宣布：愿得天下英才以教育之。他很固执，但并不保守，他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他发展了孔子的“仁”为“仁政”，取代了孔子的“礼”而代之以“义”。他对儒学很忠诚，但并不仅仅满足于孔子的“尊卑上下”的秩序观念。他鲜明的发展了先贤的“民本”思想，并把他推向极至，他大胆的喊出了“民为贵，君为轻”的口号，认为人民有权推翻“不仁”的国君。明末的学者顾炎武，黄宗羲成为他的继承者。

　　他的措辞是那么的激烈，那么的有着一股浩然正气。他的那种内圣外王的自省方式，激励了中华历代众多的抗侮的军事家，岳飞，文天祥，史可法，林则徐，“养气说”使每个人都要日日反省，培养自己的浩然正气，培养自己的固守和执着的精神。后来众多的学者，朱熹，王阳明等，都发展了孟子的“欲治天下”先修身的“观点”。针对百姓没有人固守信念的现象，孟子坚定的打出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旗。让我们懂得，人，不仅只靠吃米活着，还要有一点精神。他不象孔子那样对富贵还有保留的权利，他只坚信，只要能够恪守信念，荣华富贵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为了中兴儒学，他也领着弟子周游列国，虽屡屡碰壁，被一度斥之为“迂阔”，但还是孜孜以求，信念不倒。他的论辩极富逻辑性，似乎天成。比之墨家学派的形式逻辑，更重内容。与时不容的学说并不能说明他的学说的不可实践性。他相信，只要是人，都要保持自己的人性善的本质。国家可以暴烈，国君可以不仁，但百姓只有仁，才能相爱；只有义，才能团结。后来的历史会证明自己的正确主张的。

　　古来圣贤皆寂寞。是金子，早晚会发光的。辩证法的杰出护法者荀子，仰观天象，俯察人事的动乱，两相不和，怎不令人忧急如焚？儒学的中衰，或避入书斋，蔽于天而只知人；或东学西渐，另起炉灶，反礼倡法；或笃信鬼神，以巫术惑于人事。荀卿忧心于儒学的不能应用，感叹当代儒家人物的冥古不化。于是，坚定的走出“仁”，走进了“礼”，欲穷究诸子之成败，另辟蹊径，使儒学走出门户，与实践结合。五十年内，精研各派，汇成一宗。面对纷争，提出“礼”治为主。“法”治为辅，礼法并用的原则；面对天命鬼神，无畏的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他的学问，是思维通透的；他的精神，是有批判性的。在他的眼中，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任何人的活动都要随社会改变而改变，任何僵化保守的行为都是愚蠢的，不适用的。历史的长河在流淌，人性的污浊在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