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哥

　

　　艺术家们的死总是那么的无奈……

　　普利策新闻奖是美国新闻界最高奖。在1994年4月公布的获奖名单中，共有14个奖项，“特写性新闻摄影”(Feature Photography)奖项获得者是南非“自由记者”(freelancer)凯文·卡特拍摄的一张苏丹小女孩的照片。然而，就在普利策颁奖仪式结束3 个月后，即1994年7月27日夜里，警察在南非东北部城市约翰内斯堡发现凯文·卡特用一氧化碳自杀身亡。

　　一年前，凯文·卡特来到战乱、贫穷、饥饿的非洲国家苏丹采访。一天，他看到这样一幅令人震惊的场景：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苏丹小女孩在前往食物救济中心的路上再也走不动了，趴倒在地上。而就在不远处，蹲着一只硕大的秃鹰，正贪婪地盯着地上那个黑乎乎、奄奄一息的瘦小生命，等待着即将到口的“美餐”。凯文·卡特抢拍下这一镜头。1993年3月26日，美国著名权威大报《纽约时报》首家刊登了凯文·卡特的这幅照片。接着，其他媒体很快将其传遍世界，在各国人民中激起强烈反响。这就是后来获得普利策新闻大奖的那幅照片。

　　凯文·卡特之死是记者追求“好的”的新闻、“精彩的”的镜头，与社会公德之间尖锐冲突的结果。

　　“好的”的新闻、“精彩的”的镜头，往往意味着媒体和记者在名誉与金钱上的双丰收。但有时处理不当，也会引起大众的不满。即以凯文·卡特来说，那张照片传遍世界后，人们在寄予非洲人民巨大的同情的同时，更加关注那个小女孩的命运。成千上万的人打电话给《纽约时报》，询问小女孩最后是否得救。而与此同时，来自各方的批评也不绝于耳，甚至是在凯文·卡特获得大奖之后。人们纷纷质问，身在现场的凯文·卡特为什么不去救那个小女孩一把？！就连凯文·卡特的朋友也指责说，他当时应当放下摄影机去帮助小女孩。

　　事实上，凯文·卡特本人几乎从一开始便处于冲突的痛苦之中。他在抢拍完之后，实在不愿再看下去那个极端对立、极其冷酷的场面，于是，他把秃鹰轰走。过了一段时间，他看到，那个小女孩用尽所有力气爬起来，重新艰难地向救济中心挪动……望着小女孩的身影，凯文·卡特内心充满了矛盾、愧疚和痛苦。他在一棵树旁坐了下来，一边抽着烟，一边泪流满面。后来，他曾对人说：“当我把镜头对准这一切时，我心里在说‘上帝啊！’可我必须先工作。如果我不能照常工作的话，我就不该来这里。”

　　正是因为无法忍受外界公众与自己内心的道德困惑和越来越大的精神压力，凯文·卡特在获得大奖仅3个月后即走上不归之路。

　　凯文·卡特之死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深的思索。苦难对人类的光顾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旱灾、水灾、风暴、沙尘、地震，还有完全人为的战争、暴力、仇杀......无数人流离失所、妻离子散、饥渴身亡。人是弱小的，大多数时候，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自作孽，固不可活；天作孽，亦逃不脱。

　　坦白说，我们已经脱离了饥荒，但地球的另一边，苦难折磨着无数无辜的人，我们必须予以关注和同情，可以的话，应当给予援助。这是道义的责任，最根本的人道主义关怀，在我看来，这是人性的底线。然而我却屡次听说像“某某国家用一飞机的废旧过期药品捐助非洲某某国家灾民”这样的消息，我实在无话可说。对人性的侮辱竟到了这样的地步，多有创意！顺便提一句：在非洲闹大灾荒的同时，欧洲光用于冲马桶的水每年就上十亿吨，只多不少。

　　《饥饿的小女孩》这幅照片震撼我的不只是照片本身，还有作者凯文.卡特。他获普利策奖两个月后，在约翰内斯堡死于二氧化碳中毒，一次明显的自杀行为——他在汽车的排气管上套了一截绿色软管，把废气导入车内。人们在他的座位上找到一张纸条：“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

　　1993年，卡特和他的朋友——另一位自由摄影师西尔瓦到北部边界去拍摄遍地饿孚的苏丹的叛乱活动。飞机一降落，卡特就着手拍摄那些饥民。为了能让自己从成堆的快要饿死的人的悲惨景象中放松一下，他走进了灌木丛。这时他听到一声微弱的哭泣，一个小女孩正艰难地向食品发放中心爬行。正当他蹲下来拍照时，一只大鹰落在镜头里面。他在那儿等了20分钟，希望那只鹰能展开翅膀。拍完照片后，卡特赶走了大鹰。注视着小女孩继续蹒跚而行。然后坐在一棵树下，点起一支烟念着上帝的名字，放声恸哭。

　　作为记者，他捕捉苦难，身临故事现场，屡屡出入生死之境，遭受无数精神上的冲击和折磨。他心存道义，视他人苦痛为自己苦痛，就像听闻刘和珍遇害的鲁迅。当他无力改变这个世界也无力躲避精神煎熬的时候，他只有自杀。

　　对于卡特这样的人，我一直致以深深的敬意。他们的可敬，我想可以用一个词概括：博爱，真诚的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