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一代坎坷三十年
个人日记
知青一代坎 坷三十年
不完整的教育并非知青一代在改革中仅有的困窘，被下放耽误了的社会生活也让他们在改革年代格外艰难。当他们在1966年造反中把中国社会搞得天翻地覆，没有人会想到他们所预期的生活将要等到社会秩序的重新建立。而这一等就是十多年，以致於他们成了"耽误的一代"。
不少人从乡下回城时已年近三十，恋爱、婚姻、家庭、生育、工作全被耽误了。即使1977年开始的高考让一部分人搭上了通往大学的末班车，可他们的教育也已经被耽误过了。当30岁的老知青和17岁的应届高中生同坐进77级的教室里，没有甚么比这更能提示知青一代的正常化生活从一起步就已不相称地晚，要赶上改革的时代更倍加吃力。
下放至少使大部分知青的生活耽误了五年以上。在1,647万知青里，有些人下放两三年后便因优秀的劳动表现或父母的"后门"而被招工招生征兵，但更多的人在乡下待了五年或更长。
在1978年上山下乡已进入尾声时，农村仍有860万知青。他们很多人已下放了十年，特别是200多万待在已由建设兵团改为国营农场的知青和大量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兵团是国营企业，从下去第一天起兵团知青就已是国家职工，因此他们很少能以"招工"这一知青上调的最主要途径回城。而作为文革前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及文革中揪出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孩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知青中最无望的一种。
毛泽东说他们"可以教育"也许是给他们革命的机会，但也不啻於把他们划成歧视的对象。毛泽东认为阶级敌人约不超过中国人口的5%，而在上山下乡的初期，"阶级敌人"的子女在许多地区占了知青总数的15%，在晚期则为30-45%不等，通常是后插队的知青已回城他们仍在农村。但不管下放时间是长是短，1970年代末上山下乡结束后，许多知青不得不痛苦地认识到：下放是他们年华的浪费，因为他们并没有改变农村。他们走后，农村恢复了其惯有的宁静，多出的却是知青同伴和战友的坟茔。
上山下乡时代
无论对下放感到痛苦还是无悔，大部分知青的恋爱生活肯定被耽误了。在上山下乡运动的早期，知青大多还只是青少年。革命的禁欲主义或领导的阻止使他们大多没能谈恋爱，因为考虑"个人问题"意味著小资产阶级情调和革命意志的衰退。当下放把他们拖入20多岁时，对永远留在农村的恐惧阻止了他们谈恋爱。
国家没有法律或政策不准知青谈恋爱，但当招工、招生、征兵从不招征已婚知青时，人人都懂得结婚意味著在农村过一辈子，而不想这样过一辈子的不仅不能结婚，最好是连恋爱也别谈。但不谈恋爱使许多知青在回城后仍是单身，或已超过了婚姻的最佳年龄。1977年，黑龙江省有30多万知青已超过了国家提倡的男28女25岁的晚婚年龄，70万尚未回沪的上海知青中90%人也已在晚婚年龄之上。他们都为等待回城而没有结婚，而法定的婚龄只是男20女18岁。
当1980年代初知青一代已回城时，连在中国做妇女研究的美国学者韩起澜（Emily Honig）与贺萧（Gail Hershatter）也发现：知青的回城为城市带来了"一个大量、大龄、单身、不满的群体"，并造成了城市大龄姑娘的大批"过剩"，因为这些姑娘已在农村耽误了婚姻最佳年龄。1983年上海有12.7万30-39岁的未婚"青年"，天津有6.5万30岁以上的单身男女，其中约40%是回城的知青。而回城知青"大龄姑娘"的不幸身世尤其瞩目，以致连中共中央也得指示各级地方党组织做好"红娘"。 在乡下没谈恋爱的知青生活不美满，结了婚的知青生活也不幸福。至1977年，知青中已有86.1万人、或尚未回城中的10%已在乡下结了婚。有些人结婚是因为找到了爱情，但许多人则是对回城的遥遥无期感到绝望而结婚，或难以忍受艰难而找个相依的伴，有些结婚则乾脆是因为再不结婚就年龄太大了。但知青的结婚不是对人生的赞美，而是对生活的惩罚。
无论知青与知青还是与农民结婚，结了婚就等于物质和精神上受了审判：忍受农村的艰苦并且永远没有回城的希望，除非离婚再变成单身。因此当1970年代末知青撤退的大潮把结了婚的也连带往城里涌时，不少已婚知青的家庭被这大潮撕成碎片，在西双版纳农场还产生过史无前例的五天内3，000对知青夫妇的集体离婚。但回了城并不意味婚姻可以保得住。
当1980年中国政府颁布的《新婚姻法》把"爱情"第一次法定为中国人婚姻的基础而使离婚变得简单后，回城知青的离婚案迅速增加，促成了改革开始后中国第一次离婚潮。韩起澜与贺萧对改革以来中国妇女离婚的研究表明：1980年代初期有大量的知青离婚，不仅知青与他们的农村配偶离婚，甚至是知青夫妇也离婚。 这些离婚导致了许多不幸，以致於中国掀起了婚姻道德的大讨论和对现代"陈世美"的批判。对於没有与农村配偶离婚的知青，乡下成了他们永久的家。当1990年代中期上海的一个代表团去访问因已婚而留在吉林乡下的上百名"留乡知青"时，只有这些知青的口音才提醒代表团他们曾是"上海人"。
中国知青部落
然而对1970年代末大撤退的知青来说，回城不是他们既有耽误的结束，而是新一轮耽误的开始。1970年代末中国人口已达10亿，使国家与社会承担著不堪负荷的压力。1979年，当一大批高中毕业小青年无处可去时，800万乡下老青年已赶了回来，使城市的待业青年达到了1，538万。
与1977年前大体按国家计划额度回城的知青不同，大撤退的知青是爆发式的自我倒流回城。中国城市的劳动力市场无法在短期内容纳如此大量的新劳工，可"待业"绝不是大撤退知青的期望。他们已经在农村忍受了多年艰难，并且回城的道路充满辛酸。为回城，许多人冒著被拘留的危险请愿、绝食、闹事。
当"病退"成为回城最可行的途径时，几百万的知青或是花尽积蓄在乡间贿赂医生的证明和干部的公章，或是吃上过量的药给自己制造疾病；有人往血管里注射汽油以恶化血检的结果，有人吞下铅块以在透视中留下胃溃疡的阴影。
像十年前下放的大潮，十年后回城的大潮也没人能挡得住，连已任黑龙江省团委副书记的著名知青烈士金训华的妹妹也挡不住，放弃了副厅级的职务回上海做一名普通工人。在忍受了艰难、甚至放弃了农村和农场的职务之后，大回潮的知青要的是工作、稳定、经济的独立，而不是"待业"。
不幸的是待业之后仍然没有福音。为增进职工的质量，1979年3月中国政府开始对此后所有的招工进行文化考核、择优录取。由於考核的分数取决於求职者的教育程度，结果在不少地区，99%的回城知青考不及格。
虽然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一旦放在历史条件下，考核对知青一代人就成了一场不公平的竞争。正如不少的北京知青大声喊?：毛泽东的革命与下放剥夺他们读书的权利，没文化不是他们的过错。但改革却不能因他们而降低目标。
考核择优的原则确立后，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很多女知青发现自己最终被分配在纺织与化纤工厂干很少有人想干的三班倒；很多男知青则在国营、集体和街道企业里干粗体力活。实际上，知青一代人的一路被耽误已把他们耽误成城市与改革的社会负担。1978年底上海知青中仍有74万没有回城。
出于责任与道义，上海在1979-82年间把他们照单回收。对已有千万人口的上海市来说，接纳这些知青的爆发回城并为他们安排工作实在是不容易。其他城市或许没有上海的人口压力，可它们没上海那么多的企业，安置回城的知青也不容易。当知青的人生五年十年地在农村凝固时，中国的城市已逐渐重建了社会秩序。可大倒流的知青要重新过城市生活，因此他们不得不挤满了公交车、挤烦了劳动局、挤进了厂矿，甚至像王安忆《本次列车的终点》所描绘的，挤炸了母亲的宿舍、挤裂了兄弟的情义、挤破了家庭关系。
毫无疑问，他们应该回城。自1960年代末当官的用权力为自己子女逃脱农村大开后门之后，对绝大多数知青来说，回城不仅是为了重过城市的好日子，也是为了讨回他们的社会正义。但他们生不逢时地在革命与改革的交替之际大倒流，已被耽误成毛的革命的陈旧遗产，又变为邓的改革所不要的社会负担，尚未入时便已过了时。 可知青一代还得反过来承担改革的社会成本：独生子女计划生育。1979年当这代人正处於恋爱、结婚、生育的最佳年龄时，中国政府把计划生育政策限制在一对夫妻、一个孩子。
独生子女政策也许是中国解决人口压力迫不得已的办法，也可能得到知青一代许多人的支持，但政策所颁布的时间却对这代人特别不公。许多知青在毛泽东时代原本可以恋爱、结婚、生两个孩子，但在乡下时他们不敢；但恰好是回城要过正常的生活时，他们被告知只能生一个。
中国人口过剩是毛泽东鼓励生育的错，知青一代的下放已经为毛泽东的革命承担了社会成本，但他们还得为邓小平改革时代的缓解人口压力作出牺牲。 经济转型的困窘。
下放曾使知青一代成为毛泽东时代城市出生人口中最贫穷的群体，而最贫穷使他们只具备最微弱的能力来竞争改革带来的经济机遇。
不幸的是，邓小平时代的改革无视他们因不幸历史而导致的贫穷，并且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强迫他们率先承担改革的经济成本，更削弱了他们本已是微弱的竞争力，让他们继续受穷。
在下放的日子里，知青非常穷。二百多万去建设兵团的知青过的大都是工资制或供给制。无论哪一制，他们在兵团都是收入最低的，因为他们是"战士"，收入既赶不上连、营、团首长，也没有老职工多。
在1970年代中期撤兵团改农场之后，知青每个月的工资大概是28.5元左右，对正在发育的知青来说只够应付食物开支，何况劳动强度大，有人还得一顿吃八个馒头或五碗乾饭。一千多万去农村插队的知青只能靠人民公社的工分制挣收入。在富裕的长江流域一带，"十分工"一天约有1元多，但大多数知青插队的是北方、偏远、贫穷的农村，"十分工"一天大约相当3-5毛。一年出勤330天，在扣除所分的口粮与农产品外，大约可拿到40-60元。在许多地方，"十分工"一天只有2毛或1毛，甚至7分钱，何况知青大都并不是"十分工"劳力。
由于他们要回城探亲，出勤日比不上农民，以致收入少，又没有农民家庭那样靠孩子和老人来平衡口粮，所以他们比农民还穷。只有仰仗国家知青政策的救济和城里父母的汇款，他们的生活才显得比农民好。
无论是从农村还是兵团大撤退，知青回城后依然穷。他们的积蓄已铺垫在回城的路上，而回城后又得待业。即便是有了工作，19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日益讲究的婚礼又让结婚潮的回城知青耗尽工资而一文不名。
当1984-85年邓小平把改革推入城市、允许有限的私有化并造成商业活跃时，回了城的知青一代却无法抓住这些机会。他们已穷得太久，缺乏必要的资本来开展自己的经济事业，国家的银行也不贷款给个人。而知青一代尚未脱离贫穷，改革已强使他们承担改革的经济成本。
1982-83年前后，回城的知青大都已在国营、集体或街道的企业工作。到1980年代中期，这代人大多已结婚，并且月工资也上升到60-80元。但在他们须以低工资来支撑家庭负担时，改革又为他们加上了日益上涨的社会经济负担。 www.stnn.cc 改革的权力分散化迫使中国绝大多数企事业单位经济上各自为政，而为存活，企事业不得不立名目征费用以增加可用资源。当所谓"乱收费"之风来临时，知青一代得和所有老百姓一样付费，但他们与同龄人却独特地付出了子女的教育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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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中期，城市的幼儿园和小学开始收"赞助费"，好学校所收的可以是这代人月薪的几倍。19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初期，当这代人的孩子进入了中等教育时，初中和高中也开始收各种各样的费用，平均每年在400-500元。
1996年当这代人的孩子要上大学了，国家教委正式规定大学生要缴3，000元左右的学费。一溜的付费使这代人显得是在独力承担教育改革的经济成本。
进入1990年代，文革后长大的一代也开始为他们的孩子们付学费，但他们的起点收入已相对地高，并且付费已是预期的制度。知青一代的经济地位已因付费而往下沉沦，改革崛起的通货膨胀和超前消费更向他们落井下石。
打改革一开始，老百姓就已抱怨中国除了工资不涨外样样都涨。1988-94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是每年16.8%，而作为知青一代人主体部分的工人的工资也因地域生活水准而异，从大约80-120元涨到了175-500元之间；即物价上涨了3.5倍，工人的工资上升了2-4倍多。高速的通货膨胀在1994年使62.9%的中国公众对政府控制物价的能力缺乏信心，当然也使知青一代人的提薪没有意义。如果再加上1990年代中国企业拖欠了1，000多万工人的工资、以及医疗改革迫使工人自己出一大部分钱看病，那么说大量知青一代人的生活水准有所降低也未尝不可。但他们同时还得超前消费。受西方或只是受隔壁邻居生活方式的影响，消费使许多城市人花的超过他们挣的。
1980年代后期的彩电、冰箱、组合家具通常耗尽一个家庭一两年的积蓄；而1990年代的电脑、组合音响、室内装修则更使花钱升级。知青一代人也许可以不要这些物件，但却不能不买几样，因为它们是生活质量的指标、时代的风尚、独生子女成长的必需品。
受制于通货膨胀和超前消费，这代人的经济难以上升。他们的经济地位还在民工和年轻一代的挑战下岌岌可危。当1970年代末知青的"胜利大逃亡"席卷中国农村时，农村青年也要求享有与城市青年平等的工作机会。而在政府无视他们的呐喊时，农村青年便自行跨越了政府设置的城乡分野，兴起了改革时代极为壮观的"民工潮"。
1990年代初，大约8，000多万的民工在城市流动，他们搬砖瓦、扫垃圾，做著所有低质量与低收入的工作。可他们却堵死了知青一代的后退之路。
一旦这代人下了岗，他们将连找低工资的工作也很难。而更年轻的城市一代却堵死了知青一代的上升之途。他们干著电脑程序员、银行职员等一切高水平和高收入的工作，因为他们有著一切老板都看中的两样本钱：有教育、年轻。夹在民工和年轻人之间，知青一代在市场经济中进退无据。他们不想干民工干的，何况机会已越来越少；可他们又干不了年轻人干的。下岗后他们将无处可去。 知青一代转型的困难还在于他们缺乏市场经济的概念。他们有过中国传统的教育，儒家的轻商在他们思想中留下过痕迹；他们许多人也看见过工商业者如何在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被剥夺财产和整得声名狼藉。
革命的教育教给他们的是理想主义和平均主义；长大要当工人农民，而不是当生意人赚钱。因此在1980年代这代人也和许多中国老百姓一样厌恶经商牟利，视跑单帮、干个体致富的为不正当发财的人。当然，他们也就同时放过或无视了许多可以开展自己经济事业的机会。
更关键的是，社会主义是他们所曾生活过的唯一经济制度，即便不喜欢，他们也熟知其好处：铁饭碗、公费医疗、退休劳保。
当邓小平要打烂铁饭碗、"摸著石头过河"含糊地向市场经济转型时，为著工作和生活的稳定，这代人更倾向于留恋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对大回潮回城的800多万知青来说，向市场转型尤其困难：他们缺乏市场经济的知识，更不能在生活尚未稳定就又被推向不稳定。他们已饱尝农村的艰辛，需要的是时间和收入来平复心理的伤痕和重新适应城市生活。只要社会主义能支付活得下去的工资，那么他们就更没有转型的紧迫性。
但知青一代绝难想到社会主义经济会随改革而陷入泥潭，连自身的存在都已成根本性问题。
中国改革以来的最大成就不是国有经济体系内的改革（其实它还没改），而是在它之外另外造就了一个日益超越它的非国有经济。
自1980年代，中国的乡镇、私有、合资、外资企业飞速发展。1998年底中国有23.8万家国有企业，而外资合资企业已达32.5万家，并且它们的工业总产值已与国企半斤八两。国有经济企业因资本缺乏、劳工过剩、效率低下而成了改革中的最大输家，并在非国有经济的挤压中江河日下。而为了存活和向工人支薪，国企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国家银行借钱；借不到时便只有发明自己的措施减少开支。
从1980年代中晚期起，不少单位就开始请怀孕女工休1-3年的长期产假、拿50-70%的工资以减少企业支出。更多的企业乾脆请35岁以上的工人提前退休，领相当於原工资60-70%的退休金。
在实行这些措施的过程中，知青一代首当其冲，因为他们中的老三届大多已在年龄的切割线之上。1992年中国决定性地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下岗便成了工业、企业裁减冗员的标准化手段。在下岗的覆盖面中，知青一代因年龄偏大和文化偏低而成了最脆弱的一群。
1996年，据中国官方统计共有750万人下岗，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71%。中国最大工业城市上海下岗人数最多，其中56.8%的年龄在35-45岁。 下岗工人的教育程度与年龄结构清楚地表明：知青一代是下岗政策化以来首轮下岗的主要对象。上海女工陈洁的例子最能说明知青一代人在下岗中的脆弱。
1969年陈洁搬完初一后下放去了云南西双版纳，1979年陈洁在知青大回潮中回到上海，进了大中华橡胶二厂。她工作积极，入了党，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厂里会不要她。1993年她40岁时，厂里效益不好让她下了岗。在这之后她申请过不少正当的工作，可总是被嫌没技术或年龄大而遭到拒绝。她花了积蓄摆过服装摊，可因生意太冷清而不得不收摊。
她感到命运的残酷，但为了读书的儿子和病中的父母，她还得把日子过下去，继续找工作。后来陈洁做了家庭服务员，从那儿又做到了居委会主任，成了1998年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召开的全国下岗职工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期间所表彰的下岗后再就业的榜样。 但更多的知青一代下岗后没能攀升到居委会主任这一级，尽管它在城镇中连芝麻官都算不上。北京女工章桂英是69届的初中生，有著与陈洁一样的年龄和教育。她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9年，回北京后在一家化纤厂干了14年，1992年39岁时下了岗，而家中的知青战友丈夫已久病长期卧床。
章桂英痛哭过，找过上级、上级的上级、直至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可回答都是千篇一律：改革必然伴随著个别人眼前利益的牺牲。最后，下岗后的章桂英干上了家庭服务员。北京男工赵永旺的经历则最好地说明男知青一代下岗的可能遭遇。他是68届初一，去阿西榆林插了10年队，回北京后在运输公司开了14年的三轮摩托"小蹦蹦"，爱人也是知青。
当赵永旺的公司在1993年因私营运输业的崛起而被从前门挤迁去丰台农村时，他下了岗，才40岁出头。他看过一年大门，摆过半年菜摊、一年水果摊、一年多水产摊，最后开了个修鞋摊。陈洁、章桂英、赵永旺的下岗经历清楚地说明：知青一代过去久经的苦难，正是他们今日可持续发展苦难的源泉。
从下放到下岗，知青一代人的生活充满了不幸。不幸不仅在于他们从没有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还在於时代的发展让国家也没有选择。
毛泽东的革命要把中国建成一个理想的平均主义社会，不平均，革命便没有意义。可中国落后与贫穷的人口基数太大，因此在只争朝夕的速度内使社会平均的结果就只能是下降式的知识份子劳动化，而不是上升式的劳动人民知识化。
当毛泽东在文革的狂热中把这一理想推到顶点，再加上累积如山的就业问题，城市的知识青年就别无选择地下放、为就业问题牺牲、为革命的平均主义向贫下中农看齐。
邓小平的改革要把中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而现代化首先必须提高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可国有经济的毛病积重难返、改革不力。当非国有经济在技术、效率、市场、收益甚至尊严的挑战中把国有经济逼到崩溃的边缘时，国有经济只有减员增效、规范破产、兼如改组、以市场机制来重建自己的地位。因此，低文化的知青一代在减员中就别无选择地下岗，为现代化的效率牺牲、为改革承担成本。从革命到改革，中国的时代变了，但这代人的贫穷没变：下放时他们甚至挣不够?口，而下岗后直至1990年代晚期他们难以养家，平均每月只能领到250元。
作为个人，知青一代既不是共和国最艰辛的，也不是唯一下岗的。45万右派份子比知青更惨。但两者的不同在於：右派是同代人中的一小部分，因毛泽东人为的政治偏好而遭流放；而知青是同代人的绝大部分，因时代的压力而下放下岗。 改革也使不少知青的父辈提前退休或下岗，但父辈们大部分时间已享有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且下岗或提前退休时已在老年的边缘。而他们的知青儿女辈下岗时还只是中年，既没来得及享过社会主义的福，又没攀得上改革的时运。进入1990年代，文革后的一代也有不少人下了岗。他们既是因企业的不景气而为改革所自然淘汰，也可算是因个人的能力而下岗：因为他们从懂事起就已生活在改革年代，没有被耽误过。而知青一代人却被共和国的政策淘汰，为历史下岗。作为社会群体，知青是共和国最不幸的一代。 当然，知青一代里也有不少成功者。一小部分人受到了父母权力的荫护，在毛泽东统治下没有受罪，在邓小平时代乘风直上。
正如辛灏年指出：他们是60年代的红卫兵领袖、70年代的工农兵学员、80年代和90年代的党政高官、军队将校、国企老总、放洋先驱、父母革命事业与职务的真正接班人。然而，大部分成功者是靠自身的努力。
我们的知青年代22 - 专辑:
有些在毛泽东时代靠乡间的苦干而被推荐搬了大学；更多则是在艰难的条件下自学，在邓小平时代有幸考上大学。这部分人在80年代和90年代很多成了教授、作家、导演、艺术家、官员、甚至洋博士，但他们是知青?体命运的例外。他们靠的是自强不息，而不是社会的正常赐予。还有些人有过些微的成功，靠工作表现和个人才能当上基层干部或经理。1980年代初年，他们没有大专文凭，晋升的阶梯就已被推倒。
然而，上过大学和能在改革中吃香喝辣的人毕竟是知青一代的极少数，绝大多数知青没能逃脱时代的命运。从下放到下岗，国家向他们强加了30年的艰难，因此，国家应该向他们补偿。国家不能以改革要牺牲个别人眼前的利益为藉口而置他们于不顾，他们也绝不是晓剑与郭小东所说"不具备与国家与时代讨价还价的条件"。
下放下岗不是他们的错：他们的没文化、没本事是由毛的革命所造成的，而没钱没地位则是由邓的改革所赋予的。即使国家在1970年代末让他们大回城，但那也是恢复了他们的身份而不是补偿。
国家在1990年代中期开展了再就业工程，要"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切切实实落实到每一个下岗职工身上"。但也正如上海百万国企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实际所显示的：低文化的知青一代大多只能在服务性行业再就业，是?口的再就业，不是新生的再就业。河南的一家企业买了300辆三轮车让下岗工人满街蹬，对知青一代来说，这种再就业只能是心酸的笑谈。
知青一代应该得到补偿，不仅因为国家的政策对他们一直不公，还因为他们不成比例地承担了革命与改革的社会和经济成本。而补偿也变得越来越是个严肃的问题，因为这代人已经没有未来：从"摸著石头过河"的改革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中国的发展越来越要求高程度的教育、专业化、效率。但不幸的是，改革没有给中国的社会带来一个平衡的现代化：有本事或没本事的人以正当或不正当的途径发了财，而许多老百姓却没有跟上发展，因历史受难的右派、知青及许多人则鲜有受益。虽然发展是硬道理，但社会正义也是硬道理，否则发展至多只有半吊子意义。
知青一代的遭遇呼唤中国建立公正、规范、一贯的补偿制度。对这代人，国家至少应该以津贴为他们组织以现代化知识为主的成人教育，使他们当中愿深造的人在退出中年前还可以攀得上改革带来的新机遇；以津贴为他们建立社会保障基金，使他们在市场经济中失去竞争力后仍可过得上小康。
当然，建立补偿制度并不容易。但中国不能只有邓小平的"向前看"，也要回顾共和国历史的连续。既然有三代革命领袖的起转承接，那么毛制造的社会问题、邓带来的社会麻烦也应在第三代领导集体时代得到处理，处理不完再继续下去，因为这是政府责任和社会正义所系。
编后语：
四十多年了， 我们已经记不清岁月留下了多少疤痕， 但我们明白每滴珠泪是怎样落在心中。
四十多年了， 沧桑已挂满我们这一代人的双鬓， 挥不去的仍是那一种精神， 那一片热血丹心红彤彤。
四十多年了， 暮年苍松已是眼花耳背的老翁， 我们大家还是少年情怀理想的先锋， 我们亲爱的朋友、我们亲爱的知青， 春天的小燕子已经归巢、入穴过冬， 我们也学会了做人做事、工作不停。
我们亲爱的姐妹、我们亲爱的弟兄， 尽管我们步履蹒跚， 但仍然是掷地有声， 就是因为我们在锻炼中成长， 所以懂得怎样才能意志坚定， 知青啊知青 伟大的一代 ——真正的英雄！ 我们接好了父辈的班， 我们在时代的前列昂首挺胸， 人已经走过了春夏秋冬， 看遍了也享受了一路风景， 坦荡、潇洒、无怨无悔的知青人生， 各个都是全才、人人都是全能， 回首仰望， 我们大笑苍穹， 言在情、心由衷， 全世界人谁能做到如此境界， 团结、齐心、勇敢、刚毅、正直、善良 ——只有特殊年代、我们知青！ 我们体会了温暖、我们懂得了寒风， 我们认识了春雨、我们也享用了彩虹， 我们活得真踏实， 我们活得满胜满赢， 我们活得就是一个拼字， 我们活得就是马到成功！ 父辈放心了我们， 我们继往开来做好了传承， 我们敢说我们是无愧的一生， 我们能拍着胸膛朗朗大笑 ，夸自己是铁打的英雄！ 我们是又一轮红日挂天空， 我们返老还童再唱起： 让我们荡起双桨 ……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素材/人民网 编辑/在水一方 2011.3.30.（转载的朋友请你留下足迹，谢谢！）
文章评论
16连：张晓英
[em]e1000065[/em]
骑游新手周
看到《知青》二字 触发了曾经一个知青的神经 略谈些不成熟的想法：以曾从事中大企业劳资工作角度看 中国社会对于社会人工龄的计算[或有特殊待遇] 从来就是以“ 红军时期 抗战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 及 1949年9月30日前参加‘革命工作’ ”为划分界限 连结束于50年代抗美援朝时期参加工作的[当时的学生之爱国保家之心] 也是后来加之的 但对于再后的60年代[最早是62年]出现有陆续学生青年支边支农工作的 [和一直延续至70年代] 是没有明确国家规定的待遇 其实以我看来《知青》算什么？抗战的老兵也才近70年后才被提到桌面上来 并没有如其他国家那样 即使是一战二战的老兵 只要对国家有过贡献的 只要他还活着 都会得到社会尊重 和该有的国家待遇 而我们的社会呢 …… 而我们《知青》的一代人 正好与共和国一同成长 共和国前30年是艰苦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这些苦难统统压在了这一代人肩上：长身体时没吃的 长知识时没书读 要工作时去务农 要成家时压制着 要生娃时被计划 要上班时被下岗 年老看病自己掏 养老问题很苦恼…… 可以去看看中国社会的曾经中国知青吧 相信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还是很苦难的啊 [em]e109[/em] [不能再说多说[em]e107[/em]] ---- 曾经的知青们 只有自己心里知道！ 希望国家能对“知青”的一代人有个安抚 因为国家层面的领导人中 有四位是曾经的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