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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以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何如此之快，西方那么多大牌经济学家，也没有一个能说清楚的，自然也就没有谁可以成功预测中国经济向何处去。其实，别说西方的经济学家，就是中国的土鳖，也一样。我知道大陆有几位体制内的大牌经济学家与智囊，试图发明一种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如此之快的理论，问鼎诺贝尔经济奖。你想啊，世界上那么多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他们的发现与理论大概也就管窥了西方经济学的一小块，别说对世界，就是对某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可能就那么一点点贡献，就得了诺贝尔奖。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30年，竟然没产生一个诺贝尔经济奖，能让人服气吗？

如果硬要给中国经济大发展颁发一个诺贝尔奖，好像还是应该发给邓小平，可他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也就那么一句“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而这句话同样可以从政治领域、社会治理与人心人性、道德层面去解读。当然，这也正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复杂性，它早就超越了西方经济理论中的那些“经济问题”，必须得更多地从历史背景、文化传统与政治、人性诸多方面入手。

我虽没受过专门的经济学训练，但中西经济学书籍也读过近百本了，且生活在“经济”之中，以我的观察，当西方国家的政治问题越来越多的是以经济问题的形式出现，中国的经济问题则更多的是政治问题。虽然政治学者对经济问题一向雾里看花，但别说中国的经济学家，就是西方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也大多对政治问题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这恐怕是经济学家无法解释中国经济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我们放开眼界，抛开现有的经济理论和政治藩篱，实事求是地观察中国经济，反而可能搞懂一些事。我举个例子，谁都知道“人口红利”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尤其对创新率不高、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中国经济来说，“人口红利”仅次于“政策红利”（“政策红利”即“改革红利”，主要是指从制度与思想上放开对民众发财致富的束缚），对中国过去30年经济大发展所起的作用，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全世界经济陷入停滞或者倒退的发达国家中，绝大多数的人口在减少，例如欧洲多个国家和亚洲的日本等。总人口一边减少，经济一边强劲增长的国家几乎不存在。印度这些年经济倒是增长强劲，其实也主要得力于人口增长。但印度的人口增加带来的经济增长可能最终会以悲剧收场，原因是印度无法控制人口的疯狂增长。

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能够“随心所欲”地控制国家的总人口数字，要它增就增，要它减就减。一个是美国——通过移民人数来调剂人口总数。一个是中国，人口增长太快，使用计划生育，稍微控制住了，发现“人口红利”要用完了，又策划开始放开二胎。美国的办法并非良策，效果也不是太明显，因为过多的移民很可能会冲击这个国家的文化与价值观，造成政治上的负面影响，从长远来说，会得不偿失。

从二战后多个国家的经验来看，“人口红利”是比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更能有效推动经济发展的杠杆。但真正能把“人口红利”当成发展经济杠杆的国家，只有中国。中国人天生的繁殖力强，“床上功夫”了得，稍微一放开，就让地球上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中国人，你再放开一些，今后等到三个或者两个人中有一位中国人的时候，哪怕中国大多数人都穷得叮当响，中国的经济总量也一定是世界第一。

中国政府能真正控制人口增减，你说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又或者是生理卫生方面的知识？就凭这一点，西方所有的关于“人口红利”的诸如刘易斯拐点啊等等十六种相关理论与说法，就没有一个能够用在中国。类似这种中国特色，中国还有许多方面，例如，土地对经济的发展又是至关重要的，而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可以同美国相比的从寒带跨越到热带的国土面积大国，可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土地属于国家，政府可以支配，可以拿来刺激、操纵、推动经济发展。

政府使用强大的政治力量与行政手段，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得心应手，任何一个超级的跨国公司如微软、苹果，无论从手里可用的资金与背后支持自己的“资源”来说，没有一个可以抗衡中国的超级“央企”、国家银行。即便在中国境内，也有一些世界其他国家无法想像的“优势”：一说发展汽车工业，各地突然上马好多个“汽车城”；一说把教育市场化，它一夜之间就能建立好多个“大学城”。大学生和汽车零件一样，都可以批量生产。质量如何不好说，但数量是绝对无法挑战的，GDP 也肯定能直线上升。汽车大国日本搞不了“汽车城”，教育大国美国没有“大学城”。

即便一些经济学家们对政治与其它专业领域也能熟练掌握，但大多经济学家是无法把“人”这个因素弄进学术论文里。例如，走访希腊后，我凭直觉感到，希腊人的“懒惰”绝对是其严重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以我观察到的希腊人的“懒惰”，即便把他们搬到德国和韩国、美国这样的地方，经济照样可能出现目前希腊碰上的问题。但“某国人的勤劳或者懒惰”不是经济学家们应该研究的，这属于政治不正确，甚至会被指控严重的种族歧视。

那我说说中国人的勤劳总可以吧？中国人对财富的渴望、勤劳与无所不用其极地抓老鼠的精神和德性，恐怕也是西方经济学家想像不到的。就拿散布在世界各个角落的华人华侨来说，大多出去的时候是一穷二白，但到了当地，不管那里实行的什么政治制度与经济体制，他们都能成为“最先富起来的一部分”（相反，那些携款外逃或者投资移民的中国权贵，到海外后财富反而无法增长）。这样的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只要不被限制发展经济，动不动就割“资本主义尾巴”，如果还不能富裕起来，实在是没有天理啊。

当然，任何事情都是两方面的，既然上面说到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有赖于这么多“优势”，为什么西方国家不学，而其它发展中国家又学不来？其实，有些是西方国家也经历过的，现在抛弃了，而有些则是以牺牲人与环境为代价的，想学也不能学，或者学不来。

我对中国的经济观察起始于我十年前回国之时，当时有一些关系，还有一些经济实力，回广州后也想在珠三角做点生意。所以那段时间我跑了大半个珠三角地区。后来的结果大家也知道了，我那被政治烧坏了的脑壳没有让我去做生意，而是鬼使神差地一年内写了一百万字的三本政治小说《致命系列三部曲》，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致命武器》。

《致命武器》是以任劳任怨的珠三角农民工（当时叫“盲流”）为主角的。仅仅靠肉眼观察，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经济大发展靠的是“三个代表”，但这“三个代表”的主角不是我这种共产党员，而是勤劳、廉价的农民工。他们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没有他们，什么生产力都无法使上力；他们是先进文化的代表——中国的先进文化只剩下勤劳与吃苦耐劳了，谁能比他们更有资格？而农民工与农民本身，就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最根本的利益。你说，他们不是“三个代表”，难道是你？

我当时真是有感而发，在美国、澳洲和欧洲住了多年，看到他们的劳动人民是这样工作的：就拿街道挖路工来说吧，你只要站在他们旁边两个小时，就会发现这些人几乎每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就会停下来，去路边买咖啡或者小吃，补充水分和营养，还坐在那里休息一会。嗯，如果你细心一点，还会发现他们吃的是麦当劳，喝的咖啡都是星巴克的，是中国小资拿来炫耀的玩艺哦。中国的挖路工呢？对老板和国家来说，他们拼命干活，“自愿”榨干自己身上的每一滴汗水，且不给老板与政府留下福利与养老之忧。

这种工人哪里能够找到？我走了这么多国家，还真没有发现在勤劳与任劳任怨上可以同中国底层民众相比的。底层“勤劳”，“高层”也不示弱，还拿经常举的高铁的例子来说事吧。大家知道，其它国家无法学中国迅速修筑高速铁路，除了环境、土地与劳动力因素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那就是中国相关官员（例如铁道部长刘志军与总工程师张曙光）几乎是全力以赴修铁路——表面上是为了人民与国家，背后大家都知道，这是最快捷的发家致富之道，比高铁还快。如果修建一条高速铁路可以让那么一大批官员富裕起来，跑到美国富人区买最贵的房子，估计其它国家修筑高速铁路的速度也不会比中国慢多少哦。

但上面这些“优势”据说正在慢慢消失。新一届中央领导人，反腐力度加大，刘部长与张总工程师都进去了；底层劳动力也越来越不“安分”，尤其是一些不听话的农民工，据说接触了普世价值与人权之类的西方的东西，竟然要求严格执行《劳动合同法》，还要求福利与养老。甚至连普通民众的“床上功夫”，随着他们权力意识的觉醒，也越来越难控制。可以预见，诸如此类的一些“优势”可能会减弱甚至消失。

但说句心里话，这些“优势”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其必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渐渐消失。一旦消失，必然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可我认为，无论对国家还是民众，这并不一定是坏事。经济发展要讲究数量，更要讲究质量。人固然是促进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但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还必须是人——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与水平。所以，保护劳动者，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与资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是正途，才是王道。这也是新一代领导人面临的最重要任务。

我们看到，新一届领导人对此是有深刻认识并着手改革的，克强经济学就是关于人的经济学。参加G20峰会的习近平在谈到中国经济发展时说，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6%，中国经济增速下降是良性调整的结果。他说，“我们坚定不移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宁可主动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也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长远发展问题。”

“经济长远发展”的目标是什么？是人。解决经济长远发展问题，也就是解决中国人面临的问题。人不是经济发展的工具，而是发展的目标。一直有人说，经济高速发展是中国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经济发展一旦慢下来，就会出现统治危机，我不这样认为，制造不公、扩大贫富差距、滋长贪污腐败的高速发展，也是很危险的。让民众普遍受益的发展，才是执政者的宝贵财富与资源。从这方面来说，习近平所说的良性经济调整，让大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才更有信心，也更期待。

杨恒均 2013.9.6

参考阅读：

道德困境

让人欢喜让人忧的“中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