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十大名山之一：地藏道场九华山（三）
般若佛缘
四、高僧与宗门
凡佛教圣地，必有高僧大德，九华山地藏菩萨道场亦不例外。据有关志书记载，九华山自唐迄于民国，高僧大德、耆宿总百余辈，其中唐代12人、五代1人、宋代7人、明代48人、清代41人，民国3人。
这批人中之佼佼者又有：胜谕，唐僧，地藏和尚的上座弟子，曾主建化城寺台殿，立朱台、挂蒲牢，措置像设庄严，开渠辟田等，是化城巨刹的奠基者。
道明，也是地藏的弟子，闵公舍地为地藏建寺后，其子亦从地藏出家，即道明其人。
性莲，明代僧人。俗性王，太平仙源人。22岁出家，投金陵摄山栖霞寺，受具后，曾一度研习诸经论，以此不能了生死大事而还归故乡躬事田种。后复至清河谒法堂，受念佛三昧之旨，并从此深信之。闻妙峰开法于芦芽，又前往求见，颇受陶冶，数年后终于悟道，于是在池阳杉山卓锡建刹。任九华山丛林主后，精苦忘身，委曲化人，时达20年。所到之处，悉事兴建。万历二十五年(1597)入寂，终年54岁。其事迹见《憨山大师梦游集》。
周金，明正德间(1506-1521)僧人。曾游少林寺，后还居九华山东岩。值王阳明游九华山，周金前往造访，与之谈心，甚契。阳明以偈、诗赠之。其偈曾刻于东岩悬石倒覆处。时在正德十五年(1520)三月八日。周金既是禅僧，又尚念佛法门，有偈为证：“千圣本不差，弥陀是释迦，问我还乡路，日午坐牛车。”卒年无考。
古涧，清初僧人。四川峨眉人，出家后住燕京三教庵，继而游访天下名山，自普陀来至九华山，驻锡于华严洞数十年，归依者众。其教化，不凭文字，志以棒喝接引禅徒；又立规制，不行募化，以躬耕种植以易衣食，有盈余，尽散去。顺治八年(1651)入寂于住庵。
智旭，字藕益，明末清初僧人。俗姓钟，苏州木渎(吴县)人。少学儒术，以“圣学”自任 ，曾作辟佛论文数十篇，后读云栖莲池大师《自知录叙》及《竹窗随笔》，悟入佛乘，固焚辟佛之文。20岁时，读《地藏本愿经》，遂发出世心。天启二年(1622)出家，先后听讲《首楞严经》、《唯识论》，继入径山参禅，受菩萨戒后，复遍研律藏。不久后转而求生西方净土。亦曾一度以弘律自任。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住九华山华严庵(即回香阁)。此间，曾到地藏塔前发愿，文中述其原由云：“智旭夙造深殃，丁兹末世，虽受戒品，轻犯多端；虽习禅思，粗惑不断；读诵大乘，仅开义解；称念名号，未入三摩。外者见魔党纵横，痛心疾首；内见烦恼纷动，愧地惭天。复由恶业，备受病苦。痛娑婆之弊恶，叹沉溺之无端，由是扶病入山，求哀大士，矢菩提于永劫，付身命于浮云……”后归寂于灵峰，时为清顺治十二年(1655)。一生撰述达40余种，尤其提倡念佛往生净土，故被净土宗人推为本宗第九祖。
洞庵，亦作洞安，生卒年和藉贯皆不详。略知其为清康熙时(1662-1722)僧人。住伏虎洞20余年，终日默坐石窟，传说有虎侍卫。康熙六年(1667)，玉林国师至九华山进香，洞庵依其嘱募地筹建丛林，即甘露寺。郡守喻成龙敬其苦行，请登堂说戒，律学因此盛于一时。
圣传，俗姓王，安徽洞城人。6岁时出家，19岁发大心，求受净戒。不久后游访九华山，在此研究大乘经典达4年之久。随后应请为甘露寺住持一年。继又在无相寺旧址结茅而居。经营6年，终使废寺重成巨刹，并于此开坛传戒，三次剃度弟子达400余人。后来，又将大通镇大士阁改建成普济寺，如前开坛传戒，弘宣律学。光绪十五年(1889)入寂，终年61岁。无相寺以其为中兴之祖，普济寺以其为开山祖。
果建，字法幢，俗姓严，安徽桐城人。20岁出家，至九华山无相寺礼圣传为师。受戒后，先后任无相寺副寺、监院等职。以苦行称著。大力协助其师中兴无相寺。后又应请充大通镇普济寺寺主，观察机宜，专以净土法门广化有缘，开莲社，以净土宗始祖慧远为模范，四方士女归依者众。辛亥革命后，佛教被当成“迷信”、“神权”而受到冲击，果建于是命其徒妙珑组织佛教会，以保护佛教、阐扬佛教要旨为己任。民国十六年(1927)入寂，终年80岁。
九华山作为地藏菩萨的专门道场，始终以地藏菩萨为信仰对象，以新罗僧地藏和尚为地藏菩萨的化身来供养，以地藏和尚的苦修为行道榜样，以“众生渡尽，方证菩提；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为终极目的。这是九华山佛教最大的特点。基于此一特点，九华山又崇尚“肉身装金供养”。
所谓的“肉身装金供养”，就是将某一高僧大德的遗体经过特殊处理、风干后，通身裱贴金铂，然后供奉于寺院的殿堂里，供僧俗永远瞻仰礼拜。这一肉身装金习俗，无疑与地藏和尚寂后被建立肉身宝塔供养有关，或者说是由肉身塔发展而来的。这是僧俗给与道行突出的僧人的一种殊荣。
据《九华山志》载，这里前后有装金肉身像4具(或说7具)。这些死后遗体装金的僧人是明代之海玉(宗无瑕)、清代之隆山、法龙和民国的定慧。这4位僧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修行清苦、高寿。
如海玉，在九华山东岩摩空岭摘星亭长期禅栖，寿百余岁，死后敛缸三年而颜色如生；如隆山，在伏虎洞清修达20余年，远近咸称其有道；如法龙，在天台翠云庵静坐习禅达于数十年，寿96岁。在这些人身上，都可以看到地藏和尚当年入山修道时的影子。
除地藏菩萨信仰之外，由于住僧师承、志趣、体验的不同，致使九华山佛教也同时存在着不同的门户，有的以“清高了悟禅理”，“以棒喝接引禅徒”；有的“以弘律自任”，数开戒坛，剃度弟子；有的亦教亦禅，禅净双修，专志求生西方净土；有的研习天台教观，主唱三谛圆融学说，如此等等。很明显，这与普陀山佛教有着颇为相似之处，究其原因，这与所处时代佛教的总趋势有着密切的关系。
五、三教同山佛称盛
儒释道三教，九华山都有。若论先后，则道在前，儒佛其次。
志载，九华山之“仙道”始自汉。相传西汉武帝世，窦伯王(字子明)止陵阳山百余年后骑白龙仙去，其二女亦化凫飞升。九华山在汉代称陵阳山。
至晋代，又有葛洪(字稚川)炼丹于九华山，卧云庵北曾有“葛仙丹井”，双峰下又有“葛仙洞”。
唐代，张果老曾骑驴至拾宝岩看花。开元年间(713—741)，九华山始建道观，名开元观，在云门峰下，三级泉西，今雪潭后之观冲即其遗址。
乾宁中(894—898)，赵知微又建延华观于凤凰岭，后知微于此羽化仙去。今沙弥庵即其故址。
明代，有蔡蓬头善谈仙道，弘治十四年(151)，王阳明游九华山，曾与之谈。蓬头以王阳明“终不忘官相”，不与言谈，唯一笑而别。
此后至清，还有宁成、邓羽在九华山遇仙的二则传说，或为不经之谈。
自汉至清，时间达2千年左右，九华山之所谓“仙道”不过这寥寥数事，道观不过两所，其力量的薄弱不言而喻。即使在唐代，其影响亦不能比于佛教。
儒学之传于九华山，约与佛教同时。这从名贤、隐逸、文苑在九华山的活动及书堂的兴建二项可以看得清楚。
九华山的第一位隐逸之士是青阳人费冠卿。他于元和二年(807)登进士第，未及拜官即奔母丧，结庐墓侧15年。长庆二年(822)，朝廷赞其孝节，诏拜右拾遗。冠卿以“禄以养亲耳，亲没何以禄为”为由，不就职，终生隐于九华少微峰下，此处有费拾遗书堂。
唐代九华山的隐逸尚有王季文、李昭象，他们的隐居处也都建有书堂，前者在头陀峰下，即无相寺址；后者在碧云峰下。据说李太白诗魁也曾游九华，故在化城寺东、龙女泉侧也有太白书堂。
此后至明代，山上又先后建起8所书堂(院)，即宋隐士滕宗谅的滕子京书堂(在云外峰下)、宋文士汤允恭的汤侍郎书堂(在文殊峰下)、宋文士程鹏飞的双峰居士书堂(在福安院前)、元隐士陈岩的九华书院(不知所在)、明名贤邹元标的首善书院、明隐士施达的天柱书堂(在天柱峰下)，明隐士吴钟的云波书院(在刘冲)、明文士程懋(鹏飞子)的闳肃书堂(在天柱峰下)。
这些书院无疑都是传播儒家思想文化的场所，但由于多为私人所办，往往以隐居者读书自娱为主，并无更多的人就学，故影响似乎不大，这从历代记载语焉不详的情况也可看得出来。
相对地说，儒学在九华山传播与影响较盛较大的时期是明代。除上面提到者外，此时活动于九华山的名贤尚有王守仁(阳明)、湛若水、吕楠 、张元忭、罗赐祥、毕以范等辈。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王守仁，他曾于明弘治 、正德年间二游九华山，据说山上之宴坐岩因其于此静坐而得名。
山中之高僧曾有与之交游者，如弘治中守仁来游时，僧实庵曾与语，意趣甚契合。王守仁题赠曰：“从来不见光闪闪气象，也不知圆陀陀模样。翠竹黄花，说什么蓬莱方丈。看那九华山地藏王，好儿孙，又生个实庵和尚。噫，那些妙处，丹青莫状。”
又有周金僧，当王守仁于正德间游九华山时，亦曾与之谈心，言旨相契。守仁也书偈赠之，曰：“不向少林面壁，却来九华看山。锡杖打翻龙虎，只履踏破山召比兔岩。这个泼皮和尚，如何容在世间。呵呵，会得时，与你一棒；会不得，且放在黑漆桶里偷闲”。此外，又赠之以诗。
嘉靖七年(1528)，郡令于九华山建仰止祠，内祀王阳明。后祠圯，僧慧庵曾竭力修复，使祀典大兴。慧庵所学者佛，所慕者儒，在他身上体现了儒佛一致的特点。
王守仁之所以和僧人交处，僧人之所以与他友善，反映了阳明学说与佛学有着相通之处，而主要是通禅。阳明哲学是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主观唯心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即“致良知”说，认为“知是心的本体，心自然会知，不假外求”；“良知”是先天就有的，人人皆有的；“天下万事万物不外于吾心”，故“君子之学唯求得其心”。
这与禅宗关于佛性本具，万法尽在自心，成佛不假外求，但证于自心，若识自心见性，皆成佛道的说教如出一辙。
所不同的是，阳明哲学思想的终极目的是要“求得其心”，即所谓“致良知”，得其心即可得“天理 ”；禅宗的终极目的是明心见性，见性即成佛道。
在一定程度上说，王守仁的哲学思想是受了禅宗思想影响的结果，而王守仁对于禅宗思想的采撷和认同则使儒、佛两家靠得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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